事件的目标。在目前这种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是有利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奥巴马当选后，美国会更加动荡。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会随政府的变革而改变，所谓的变化只是执行和公关的方式不同罢了。如果布什总统已经跨入美国历史上最可怜总统的行列，那么他的一些错误正逐渐被纠正：例如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军事困境。当然他也有一些正确的领导路线，如用战争对抗恐怖主义、控制人口激增等。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奥巴马也是理想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毫无疑问他将成为稳定国际大局的好伙伴。中国将会在这一牢固联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中国通过其外交地位帮助斡旋。而这次全球的动荡，世界已经逐渐在向多极化发展。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俄罗斯的普京已经有成为 “黑牲口”（喻指难以驾驭）的倾向，随之而来的则是“俄罗斯威胁论”，就像当初的“*”。事实上，对于欧洲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很高天然气储备且很有实力的近邻，欧盟国家或多或少地依赖她的能源，甚至她已经掌握了某些国家的能源命脉。从美国的角度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二是她从苏联继承的军事实力。因为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实力也大大削弱，华盛顿很喜欢这一结果，并预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会转化为从属关系，也意味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战略经济合作，但是普京的发展方针是希望俄罗斯和美国能发展到接近“冷战”时期的关系。当然，这需要莫斯科恢复以前的实力且下定决心对抗美国的“同盟军”（这里是指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美国部队驻扎在黑海地区，这些部队主要是用来对付中亚地区恐怖势力的）。现在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欧洲，从平衡制约俄罗斯的角度，中国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那张牌，稍稍一动就会立即改变局面。
在2008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北京夏季奥运会、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世界金融危机等，而中国在各种谣言诽谤如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仍然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事，拥有极其不凡的魅力，其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从今以后，世界需要中国”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世界需要中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1日。的共识。当然也有一些敌对势力在不停地诋毁中国，“揭发”中国的所谓缺点、社会矛盾及失误，但是中国也只是很谦卑的“一笑而过”。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并且取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与其不断完善社会体制和扩大改革发展的范围是密不可分的。外界目光盯紧了中国的发展，不断地搜索、剖析和研究“中国的成功和困境”，想阻止中国发展。还有一些激进且令人不悦的诽谤，常常出自一些错误的宗教信仰，以及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群体或个人、别有用心的机构所操控的媒体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中心。不过中国也不会因为西方一成不变的偏见而感到沮丧，毕竟西方国家在14世纪就已经诞生了发展的思想，而中国发展的速度却是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制订的方针倒是对美国的发展很有利，而且基督教的文化底蕴也制约了欧洲发展的速度。宗教的愚昧使欧洲在14世纪后的500年里发展缓慢，欧洲的发展思想也备受排挤打击。现代的欧洲虽然基本认同美国霸权主义，但是责任感和良知使欧洲人逐渐放弃了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面对这些，中国表现得既宽容又张弛有度：她尽力维护国家利益，却没有很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她很坦然地面对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历程（尤其是19世纪所经历的）；她制定执行的是“和平崛起”政策，尽最大努力促进多国和平会谈、国际的和睦，同时也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中国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的特质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的重要“决策者”。
中国的国家战略
今后，关于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政策，以及其在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取得的进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将在世界各地引发激烈的争论。事实上，争论的关键是如何解读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并依此展望他们的行动和战略选择。在美国和欧洲，最为常见的是将这种调查研究建立在意识形态标准之下，把中国视为魔鬼，或是戴着旧世界的有色眼镜描绘被*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光芒遮掩的中国，甚至曲解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而事实上，这些政治决策都是非常务实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虽然他们继续保留了共产主义基本纲领中的一些口号和参照标准。在紧邻中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关于中国的争论受到美国言论的极大影响。美国将中国描绘为历史上除蒙古帝国对亚洲大陆的征服外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另外，面对世界级大国，中等国家甚至微型国家不可避免地感到脆弱。在印度，1962年的战争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自2003年以来，北京方面尝试亲近印度引起怀疑。由于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和边界地区领土的争端，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十分复杂。为应对美国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干预，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结为战略联盟，但仍保留着对于中国真实企图的某种不信任感。日本方面，在奉行公开仇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首相上台后，最终选择倚仗华盛顿而对中国妖魔化的战略，为压抑了60年的民族主义开辟畅通无阻的道路。日本民族主义只等时机允许，便会死灰复燃。
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充满使人放心的言论。虽然中国政府企图减弱伙伴国家的担忧，但她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其经济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固有影响，无法使其在西方*国家赢得信任。另外，华盛顿采取的攻击性政策（单边主义、对国际法的屡次践踏、“先发制人战争”概念的推行）所塑造的新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倡导的为各方所乐见的言论。如今，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备受推崇，从而彻底摧毁任何顽固抵抗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像中国所做的那样——以对话为基础、用谈判方式解决国家间冲突，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工具在国际社会推行一国霸权倪建民、陈子舜著：《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8页。——从何谈起呢？21世纪初的中国战略，哪一部分是真相？又有什么隐情？中国公开要求获得信赖，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如何证实其可信度？思考中国力量的未来，也就是思考世界的未来。对以上这些疑问无法回避的解答，直接关乎我们的未来。这是因为，如果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随着中国继续崛起的步伐，世界格局将发生深刻变革。布什政府以所谓的*和宗教的理由，奉行修正主义并且决心在美国霸权下建立和平世界，当今世界格局已经被全盘打乱。但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被迫适应新的国际形势，而不是挑起无疑会造成悲剧性后果的冲突。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几大优先战略目标（其中几个将在后文详细阐述），将以如下方式安排：经济发展，周边环境和平，能源供给安全，大国地位获得承认，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自然而然地，中国的这些优先战略目标带来一个问题：与美国的冲突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战略建立在两大主要忧虑之上，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政治进程表与美国或是从前的苏联并不相同。尽管还存在对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宣传，大规模教授其中的格言以稳固共产党的权力，但意识形态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影响都消失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趋于瓦解，只余下几个小国，如古巴、越南和朝鲜。由于属于苏联集团的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最后，中国并不传播有可能在外国扩散的宗教教义或哲学思想。欧洲国家外交政策中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很自然地利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却不寻求有系统地推广文化和语言。但是，中国最近实施的旨在向海外推广中文教育的“孔子学院”计划，显示出中国有了新的觉悟，认识到了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一、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1）
对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美国政界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当中的意识形态论者主张华盛顿应该掌握权力的缰绳，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政体性质的迷惑，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这种霸权在2001年的“9·11”袭击后已经被彻底神化了）造成了威胁。虽然那些现实主义论者也对中国经济、战略上与美国的竞争表示忧虑，但他们仍然倾向于继续深化与北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并且期待着中国的政治演变。中国方面则在强硬和灵活两种政策之间游刃有余。
关于在中亚、东南亚和一些在国际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热点问题上（伊朗核问题、石油价格、美国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调整等），中国既不准备，很可能也并不想与美国正面对抗。但是中国也不打算为了美国或是欧洲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例如中国坚决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显然只有一个问题北京是决不会让步的，那就是“台湾问题”。对于其他问题，中国领导人懂得适当让步，缓解紧张局势，以便迷惑和打乱华盛顿的遏制战略。以下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中国为何对美国采取这种谨慎的、非对抗的态度：
（1）中国的传统思维认为，世间万物是根据阴、阳二“气”融合的原则运行的，是建立在“万物皆有联系”的基础上，即“共存，协调，相联，互补……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观，世界不是由分散的、每个成分都自成一体的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相互联系的网络，没有超越其他部分的个体存在”。安妮·程、Seuil著：《中国思想史》，第37页。这一思维在中国经常被提及。在中国领导人设想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是中国互补的、必不可少的伙伴，是另一个能够维护当今世界平衡的因素，而不是与中国对立的。通常在外国看来，中国是如此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此的颠覆传统，以致于无法找到贴切的语句来定义中国的战略，然而，千年传统思想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比只有百年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深远得多。中国领导人反复发表宣言，强调中国经济是完全建立在世界经济长久稳定基础上的，这恰恰印证了上面的观点。对北京来说，美国确实如她自己所选择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承载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代表着“历史的终结”，而且因为一个周期性的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中的中国不能满足于做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中国会像21世纪初的美国那样脆弱吗？
（2）与西方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反，中国完全没有准备向外输出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曾经被看做是能够拯救世界劳苦大众的意识形态，但从20多年前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社会的尝试失败后，这一观点受到了长期质疑。从此，中国从自身经验出发，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中国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不会有神奇的解决方法。另外，宗教里的救世主降临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并且中国不打算输出她的传统儒家思想，虽然现在儒家思想应该逐渐被重新发现，并且能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这就是如今在中国发生的转变过程——而不是断裂的过程，中国人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的唯一方法。 。 想看书来
一、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2）
（3）中美关系被深深地打上了相互怀疑的烙印，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经济和宗教领域采取救世主式的论调，不再持有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这将使其自闭于现实世界，威胁脆弱的地区平衡，这一烙印是能够被很快消除，甚至消失的。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譬如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在美国的中学或者大学就读。与一些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作家分析的相反，中美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接受以下观点，即根据历史上的一系列帝国的命运，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没有竞争的单边主义只能是短暂的，并且现在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遏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这种崛起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是惊人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坚持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并肩负着实现“消灭**”的历史使命乔治·布什在联大发表的演讲，华盛顿，2006年1月31日。，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几个以发展和稳定为愿望的大国齐心协力对抗破坏稳定力量的场景。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们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细腻性来化解危机，同时又不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那些如纺织业贸易纠纷的问题，北京懂得通过展现善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美国经常以自己的内政问题为工具来指责中国（例如人民币贬值，虽然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会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产生任何影响）。面对这些指责，北京的态度很坚决。如果那些在华盛顿眼中的敏感问题受到了指责，诸如一家中国的能源集团公司试图购买优尼科石油公司，而这一行为被布什政府视为一次带有敌意的战略举动，中国领导人同样懂得通过让步来缓解紧张局势。中国的这种策略是对美国的更谨慎政策的回应。美国的这种谨慎政策在1999年布什发表的挑衅性演讲中是看不到的。虽然美国曾经为了割断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联系而对中国采取积极的遏制政策，并且显示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对手的决心，但是直到现在美国也没有真正表现出好斗性——它并不想把秘密战争变成公开的对抗。
至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两国互相玩弄“两面手段”的时期，这一时期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虽然两国之间将长期存在竞争，但是并不一定会产生公开的冲突。与美国和苏联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不同，这种竞争更多的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在美国关于*和自由*的言论背后隐藏着美国政府的两大主要忧虑：成为霸权国家和带有宗教色彩世界观的推行愿望受阻。
关于第一大忧虑，中国的崛起在许多领域阻碍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亚洲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使美国走向了反对苏联霸权，支持*产主义国家的道路。中国在消失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重新找回了亚洲中心地位，这对华盛顿的战略计划构成了主要挑战。
（2）正如兹比格纽·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