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之后重新找回了亚洲中心地位，这对华盛顿的战略计划构成了主要挑战。
（2）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它的欧亚战略寄予的关注遭遇了中国委婉而坚决的抵抗，中国与俄罗斯联手运用各种手段，似乎正逐渐成功地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如双边合作协议、对美国撤军施加压力、中国能源公司调整定位等）。
一、 与美国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3）
（3）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促使中国进入传统上属于西方的领域（碳氢燃料、矿石等）。中国的能源战略非常有效率，她利用华盛顿的每一个政策弱点、政策错误达到加强其在能源丰富国家的影响（如伊朗、“9·11”后的沙特*、委内瑞拉等），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富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
（4）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上的半自由经济，这一新模式的成功带来了新的前景，并且打破了美国所宣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是无法兼容的意识形态理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就反映了美国理论的局限性，美国在1998年前一直支持印尼军政府，然而在这段时期印尼经济发展很快。诚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政体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开放，然而从这次长期转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将与唯一受认可的西方议会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也受到了美国力量的遏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被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导致针对中国的非对称战争。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北京本应该很自然地与美国这个遥远的大国结成联盟，借此来对付俄罗斯这个邻近的强国，或者对付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美国“对亚洲大陆没有特殊的野心”，并且“由于俄国和日本曾经趁中国衰弱的时候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第197页。入侵中国国土而导致中俄、中日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很明显即使美国没有殖民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领土要求，美国的战略要求（能源和军事）以及美国散布*信仰的热忱也构成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自从美国由于日本的侵华政策直接危害其经济利益而真正支持中国抗战以后，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布热津斯基的呼吁被集体遗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持中国的著名银行家，在1937年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前景“无比光明”，并且“中国将给予美国的贸易、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当然是在目前的敌对状态开始之前”威廉·A·威廉姆斯，Norton Ed。著：《美国外交的悲剧》，1984年版，第193页。。
在经济领域，美国领导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坚信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经济模式无限扩张的基础上。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为“门户开放政策”，因为威廉·A·威廉姆斯将其称为“反帝国殖*义同上，第19页。”。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这种持续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时期强调的那样，商业扩张计划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力来对抗目前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同上，第173页。”。对新政的负责人来说，经济的重建和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时提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任何挑战或限制这种扩张的国家（或公司）”视作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因此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前者在拉美、亚洲与美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在其发动对被美国视为其经济命脉的地区的军事侵略之前就已经被美国锁定为打击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失去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了关于贸易平衡的难题——美国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商品。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699亿美元，而2003年更是达到了924亿美元，增长了32％！中国的“倾销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但这种解释掩盖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缺点，并且试图将目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错误嫁祸中国。
虽然在中美相互接近的道路上有许多经济和政治障碍，但是那些最不可逾越的障碍主要在于战略领域。亚洲力量关系的缓慢转变是关键所在。美国总是自认为是亚洲稳定的唯一可能的保卫者，然而乔治·布什上台以来犯下了许多战略错误。由于美国推行激进的意识形态观念，使美国在亚洲领导人眼中，包括美国最好的伙伴眼中成为了可能破坏亚洲脆弱平衡的危险因素，他们认为这片大陆本身已经是“世界上各种民族主义派别的最大集中地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Bayard Ed。著：《大棋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1997年版，第200页。”。就像美国曾经为了遏制苏联的实力而在亚洲、非洲、拉美支持不合理的政体一样，现在中国也选择与那些至少暂时能够保证各方平衡的国家结成联盟。2003年4月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次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其破坏稳定的力量以及让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陷入混乱的能力，而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也不是人民。
中美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以及中国的核威慑力。北京充分考虑了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军事干涉问题，对“*”的态度足够坚决，因而排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现在或将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危险。然而，如果美国强烈感受到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来自于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以及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那么仍然很难排除它会采取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政策从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的军事挑战（1）
中国于1978年开始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以美国为目标，并在欧洲引起许多疑虑。西方专家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发表各自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无法达成一致。这场辩论深受意识形态影响，遮盖了理性，限制了对时代变化的理解。
在华盛顿看来，欧亚大陆早在10多年以前就被明确定位为优先打击核心。在1999年11月19日，候选人乔治·布什在他第一轮外交政策演说中宣称：
“今天我想谈一下欧洲和亚洲……世界的战略核心……我们最应优先考虑的。”
后来他又补充说：
“北京投入到战略核武器当中的财力不断增加……新的弹道导弹……拥有更大作战范围的海军和空军。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谍报方面的危机。”
美国行政部门提出一个纯粹意识形态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冷战遗留的最后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共产主义制度因富于侵略性的传播而活跃，它通过政治颠覆和武力来推翻*制度，以将其制度模式推广到全人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现今国际组织的主要威胁，她的军事现代化只是为了确保她在扩张到全世界之前，继美国之后成为亚洲的绝对霸主。在欧亚大陆，积极致力于其军事现代化的中国与地区强大势力结盟（指俄罗斯），越来越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威胁。
在这方面，欧洲人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欧洲大部分领导人都不相信中国能超越其界限而形成军事威胁。他们都认为，关于武器销售的国际条约的严格执行甚至强化、地区安全国际条约的增多、武器竞赛的限制，都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足够约束性的框架，以抑制或消灭任何一种势力的霸权主义意愿。美国和欧洲在对华武器禁运解除方面存在分歧，在美国看来，从长期战略前景分析来看，应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抑制中国，以阻止一个强大势力的出现，这个势力可能反对由华盛顿制定的多个领域的政策。对欧洲来说，只要确保遵守1998年签订的关于武器销售的行为法规就足够了——这一法规是为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重返此领域，同时限制军事技术在敏感地区的转让。欧洲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多是基于政治考量，而非商业利益。实际上，因为可能卖给中国武器的国家数量众多，共享市场之后只剩下了有限的利益。除了限制中国在共同安全方面参与国际论战，防止北京加强自身科学技术的研究，禁运实际上主要是避免参与国雇佣外国专家，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在市场上人数众多……另外，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不像美国那样在远东地区有驻军，他们在中国军事力量上所持的观点更加微妙，而且他们比华盛顿更少聚焦于台湾问题。美国于2005年第一季度实施的压力目的在于引导英国重新关注这一问题，而英国一开始是支持取消禁运和推迟决定时间的。最近，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安吉拉·默克尔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的总理后，在未来几年里取消禁运的前景可能被终结。
作为中国随和谨慎的邻居，俄罗斯抓住了西方对中国武器禁运所提供的机会，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武器供应商。这个市场对莫斯科来说代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另外，至少现在，这一举措可以确保建立俄中战略核心，其目的在于限制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然而这种战略默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其局限性，只要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俄罗斯自己军事实力的一个可能威胁，俄罗斯领导人就会发出指示，减慢其军事技术供应。考虑到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这种情况除非是很多年之后，否则不太可能出现。
中国的军事挑战（2）
总之，中国满足于表明其军事现代化在各方面的无害性。中国领导人认为其军事现代化仅仅是为了追赶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落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将是自然历史进程的结果，她在一个多世纪中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现在的发展使她得以重新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她的人文和经济潜力，而不是她的出现会威胁合作伙伴的安全。更确切地说，她的做法旨在恢复传统的帝国政策，在于确保其发展的和平环境。以前是通过缴纳贡品，现在是经济的相互依赖，而不是觊觎邻近区域以外的任何影响。然而，几十年间积累的军事方面的落后使她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一方面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地区性危机（*恐怖主义、台海危机、与日本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阻止美国在中国事务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任何干涉——美国公开表明反对中国的制度。
面对他们的不同观点，迅速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直到1978年的发展变迁是很有趣的。
传统上来说，军人职业在中国是被看不起的。一句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好铁不作钉，好男不当兵。”皇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由无赖组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尽各种敲诈勒索手段。富裕或尊贵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军人职业，而是更倾向于让他们做行政官员。当民国取代清朝后，军阀和国民党的部队使得掠夺和恐怖的传统延续下来。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军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特别关注建立一支“工农革命军”，这是自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军队使用的名字。这只军队不仅在对抗日本的军事战场和反对国民党的战斗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尤其体现在“攻心为上”的政治征服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她在面对人民时采取一种模范态度，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1929年12月关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讲话中，他指出：
“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但是，即使军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应超越政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在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才于1955年开始重组，并采用苏联模式才迈出了专业化的步伐。征兵制度的引入取代了简单的革命性自愿原则，使得能够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控制质量标准。军队内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军人职业化开始优先于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军队拥有300万军人，自此中国军队在地区性危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1962年在与印度战争中所证明的那样。共产党牢牢地掌握政权，以维持政治正统地位。有很大一部分的官员是其他党派的成员（在50年代，年老者中占90％，年轻者中占30％J·吉尔马兹，Editions Payot著：《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1979年，第208页。）。这种情况是受到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鼓励的，他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因公开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罢免。1959年，*代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军队要完全忠实于意识形态”的观点的坚定维护者，即使这要以削弱军队正规化建设为代价。为了确保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使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的作用重新活跃起来。1962年对印度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似乎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新政治化过程并没有损害其军事专业技术的进步。军队甚至成为政党的榜样，鼓励政党从其组建中汲取灵感以促进自身运转。就这样，1964年2月发起的“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运动中，军队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中国的军事挑战（3）
尽管一部分军事领导人（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试图使人民解放军远离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自1957年开始就在中国周期性上演，中国还是在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在战略领域不犯错误”的要求下艰难前进。尽管零星的争议迅速被遏制，全中国对于新中国建立者的忠诚从没有中断。1966年2月，恰好在“*”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是这场新的根本性的政治运动的掌控者之一）1966年2月在军队组织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由江青主持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尽管她先前与军界的联系甚少。突然介入军事事务，强化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化，这服务于毛泽东和“*”的拥护者。由于对越南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对文艺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各种争论，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潜在对手被排挤了。从1966开始“*”小组控制了军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