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运动发生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种族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恋差异癖”的基础上。那些分裂团体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崛起，并质疑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教育成果，他们怀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采用文化灭绝政策的统一国家，如法国（强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征）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区为例），在几十年间它们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且经常伴随着暴力，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根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则选择了完全灭绝——从肉体上灭绝异族人（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这样就避免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幸存的异族人数不足并且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不得不提及未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在美国，除了屠杀和流放，对印第安人的灭绝采取了真正的生物战争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国独立前，英国将军艾姆赫斯特在匹兹堡（宾西法尼亚州）下令“在那些坏家伙（印第安人）中间散布天花”，他的副官布盖回答他已经借助受感染的被褥来传播疾病了《自杰弗里·阿赫斯特以来，18世纪北美的生物冲突》，伊丽莎白·芬妮，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达到了种族灭绝的比例。美国公民仅仅在1924年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通过将印第安青年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达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亚，对这块大陆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两个世纪，第一阶段的肉体灭绝迅速被文化灭绝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后代们被带离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里接受教育。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类似于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两个世纪期间土著人累积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们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
中国的主权质疑（2）
与这些例子相比，必须注意到，中国对异族采取的逐渐纳入主权统治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对文化差异是非常宽容的。对封建朝廷来说，决定性因素不是要文化同化，而是要异族承认中国对领土的主权。以不太挑衅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中国是这种对文化过于宽容政策的受害者——他们从未打算灭绝当地人口并以汉族取而代之。目前在中国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关于身份认同要求的热潮提出了民族主义难题，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受来自外国的动力推动——一方面是*复兴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信仰危机。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最适合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寻找应对这些文化要求的最合适的解答。
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外国的反应显示了这一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冲击，明显超越了西方的政治操纵。过去20年来分离主义运动增多，催生了像科索沃那些经济上无法维持的国家实体，以及一些获得事实上的主权但还没有独立的国家实体。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时是政治上的脆弱性迫使他们将命运交到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上——如美国或苏联，这导致了“虚拟国家”的增加。1991年苏联从中获益良多，多亏了三个国家的虚拟主权（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联在联合国一共拥有四票——他们的投票权同时也属于苏联。这些“虚拟国家”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在有关伊拉克的投票时，美国的立场总能得到太平洋岛国的支持，如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是美国控制下的领土。
国际上对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要求越来越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在“西藏危机”中表现为一部分藏族的文化要求——他们希望其文化特征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这和越来越多的海外流亡藏族及其西方盟友无视近代史的事实而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所致的偏差有关。在欧盟多年前已经明确、正式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某些欧洲领导人仍然听任那些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宣言和评论泛滥。关于西藏和维吾尔族的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以不同于主流民族主义模式的方式思考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传统模式只会导致不断增加的暴力冲突和民族之间的不理解。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给予少数民族及其宗教越来越大的自治权，但是现在必须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清楚鉴别这些少数民族要求的实质、他们不满的原因以及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法。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只有这样做才能防止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陷入这种复仇心切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1）
西藏的身份特性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及文化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世界最初的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可可那尔湖地区的游牧部落一直纷争不断，但从未给中原帝国造成大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时，这些游牧部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西藏王国，并开始扩张。在西部，攻克了帕米尔高原；在东部占领了云南；而在北部则是塔里木盆地。西藏王国占领了今天青海省所在的地区，并在安史之乱后将疆域一直拓展到了甘肃地区。这样一来便把中国政府在塔里木以及准噶尔地区的军事机构，与它们在东方的大本营隔离开来。但这种扩张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公元842年，西藏王国分崩离析，并放弃了之前占领的领土，在战略上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西藏与中国内陆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西藏的文字与语言都源自印度，神权政治的模式与中国内陆的行政官僚统治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元750年到公元850年期间，西藏贵族试图适应中原文化，把子女送到中国内陆去读书，并与唐朝贵族通婚。然而这些试图拉近距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西藏再也不能重拾昔日雄风。尽管在14世纪，一位僧人曾尝试重新建立一种摆脱蒙古影响的“西藏民族主义”。但在1271年到1368年期间，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由于内部不同宗教派别间开展争权夺势的斗争，在几个世纪里，西藏一直都是一个地处边缘的行政区。西藏有能力给中央帝国造成一些小麻烦，但却无法与其持续对抗。明朝期间，北京与拉萨维持着一种持续的中央—地方关系。由于西藏离中央政治中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它得以保留了高度的自由及文化特性。
西藏主要有三大教派：西藏喇嘛教、本土宗教苯波教及*教。人数不多的西藏居民（19世纪初时不超过600万）且主要是农业人口分散生活在不同领主的土地上。有一些藏民逃脱了*喇嘛的统治——这是建立在拉萨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就像西边的巴勒斯坦（又称小西藏）——信奉十二伊玛目的什叶派穆斯林王国，以及在印度贵族控制下的拉胡尔，另一些则是拉萨的附属国（拉达克、锡金、不丹），康巴的不同地区（1911年至1949年称为西康省，后分裂，分别归入四川、青海、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及安多（即今天的青海省）。
作为精神及宗教领袖，*喇嘛依靠官僚贵族来统治西藏。这个被划分成众多领地的王国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渐统一起来，但各个领地之间纷争不断。在*喇嘛年幼时，由摄政者负责政府事务的管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调整后，西藏的政治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封建神权政治的模式。宗教势力掌握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掌握地方民兵部队，并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力量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18世纪末期，在1792年清政府派出军队介入西藏—尼泊尔战争后，中国对西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对清廷来说，*喇嘛只是受中国皇帝委任的僧人。在西藏传统体系中，非宗教力量只能处于宗教的从属地位，行政长官只不过是地位低于*喇嘛的世俗领导者。1793年，乾隆皇帝通过金瓶掣签指定蒙藏大活佛的继承人，这不同于传统上通过长期观察一个孩子的特征从而选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习俗。这时，英国对西藏的局部入侵使西藏向中央政府更加靠近。英国占领尼泊尔后，*喇嘛向中央政府请求军事援助以保护弱小的尼泊尔王国。但政府认为战争是发生在其管辖区之外的，并放弃了尼泊尔。清王朝没有认清英国从印度边境向中国周边渗透对其战略利益所带来的威胁。英国对与西藏间贸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并尽量小心谨慎不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而引起中国的担心。自1819年来，摄政者泽蒙格林篡取了权力，并谋杀了数任*喇嘛的转世灵童。1844年，应西藏政府中部分人的要求，中央政府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将其流放到满州里。西藏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其摆脱英国和尼泊尔的威胁，尤其是在18551856年间的西藏—尼泊尔战争及1861年英国军队入侵锡金后。中国的衰落使其面临来自殖民地、英国及俄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这样一来西藏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成为俄国及英国觊觎的对象及争夺的战略关键。1886年，英国与中国签订了《西藏—缅甸协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但与此同时，西藏也接受一种英国的半托管模式，西藏要与别国发展关系必须以英国的允许为先决条件。面对一种独立倾向的萌芽，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中国军队在1910年进入拉萨，十三世喇嘛逃亡印度。清帝退位后，十三世喇嘛回到西藏并宣布“独立”。当时中国年轻的共和国力量太弱，但是她拒绝接受西藏“独立”。然而，英国则希望通过谈判使西藏“独立”得到承认，从而确定自己在这个地区的霸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2）
整个19世纪期间，西藏与外界的封闭隔绝状况促进了一种族内婚姻文化的发展，不管是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还是宗教方面都缺乏完全的创新。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在其他领域，譬如说绘画、装饰以及烹饪方面，中国的影响都在扩大。中国移民尤其是商人在中亚的影响力，导致产生一种反华情绪，并凝聚成一种民族特性。西藏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维持一种相对的“独立”。然而在1940年，年轻的十四世*喇嘛反对独立，他4岁时就被扶上*之位了。1946年，西藏代表在南京参与了共和宪法的修订。
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拉开冷战的序幕，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印度、美国的主要战略关键。西藏高原平均海拔5000米，西藏自治区占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控制西藏就意味着为美国提供了窥探中国边境的理想观察点；对印度来说，控制西藏意味着在与新中国的竞争中享有一个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地位。195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便将其纳入新中国的控制并最终消除独立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新中国的领导人仅仅是重拾*的领导人于1911年发表的讲话，即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已。但是“西藏问题”在这段最近的历史中增添了战略重要性，北京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51年以来在该地区进行了秘密行动。*喇嘛派遣密使与美国使者在印度会面，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对其分裂活动的支持。自这一时刻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给予西藏分离势力以物质支持，并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基地培训了几千名抵抗运动分子，随后这些人被派往印度，渗入西藏地区，组织反中国政府游击队。一些西藏人参与了这些行动，*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其中扮演了类似于情报员的关键角色。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认定这种神权政治体系是封建性质的，政府所采取的民族改造政策自然引起了僧侣阶层的敌意。旧西藏社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僧侣及广大的农奴（在120万居民中大约占70万），这些农奴通常归寺院所有，生存状态极其恶劣。土地改革以及政府发起的“与野蛮落后思想做斗争”的运动，引起了寺院和数个世纪以来习惯于因宗教而得到尊重的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1959年3月，由于印度的破坏性活动，西藏爆发了叛乱，遭到中央政府有力的*。*喇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逃往印度。中央政府决定性地巩固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喇嘛在印度安顿了下来，开始了长期的游说生涯，希望有一天可以获取“独立”。由于*喇嘛的流亡，十世班禅喇嘛取代了他在西藏住民中的影响。西方领导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事实，抗议只能停留在不明真相的部分人口头上。
1989年，班禅喇嘛去世。中国政府沿用1793年由乾隆皇帝首创的金瓶掣签制度选定了其继承人。西藏分裂主义者和“*抵抗组织”无理指责中国政府“挟持”了班禅，北京予以了严正否认。通过金瓶掣签选出的班禅在拉萨主持仪式，并在2005年12月庆祝自己即位10周年。 。 想看书来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3）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对中国的官方访问期间，第一次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流亡政府”不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印度所承认。面对这一种新的情况，在对话进程中断10年之后，*喇嘛于2004年9月派出了两个密使到北京，重新启动谈判进程。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次访问将促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所有的同胞都属于同一个家庭，并且迟早将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就在同一个月，*喇嘛宣布，回归西藏时，他将退位给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希望这个政府能通过‘*选举’产生”。12月，*喇嘛在约翰内斯堡宣称，一直以来，他都想回到中国，并且不再要求独立。几天后，他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他更希望西藏能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前提是西藏的文化和环境能得到尊重。但是中国在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反对其在国外逗留，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宗教领袖，而是致力于从事分裂活动的分裂主义者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AFP上的发言，2004年11月27日。”。中国政府谴责*喇嘛在2005年3月接受《*》时所称的“西藏准备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中国统治并确保对西藏文化、修行及环境的保护”，又说，“我并不支持分裂”。他认可了西藏作为中国自治区的地位，他感到高兴，因为中国在物质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扩展到了西藏。他举了一个连接青海和拉萨的青藏铁路的例子。这条铁路曾被西方媒体和流亡的西藏势力所贬低。“如果我们分裂出去的话，将会非常困难，我们无法从中获利。”他说。西藏的“流亡政府总理”桑珠·洛桑次仁几个月后强调自己对和中央政府的接触持乐观态度，并称“国际调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西藏人承认中国的主权，西藏问题只是一个在‘我们’之间解决的内部矛盾”。
2008年春，流亡在外的西藏反对势力趁拉萨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骚乱之机，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的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