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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6）
在弗里德曼眼里，1988年的中国已经明显不同于1980年，那时候自由市场上卖的几乎全是食品，但现在，不仅有食品，还有各种服装与小商品。在上海，一个批发市场把成包的纽扣卖给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同样，许多村庄已经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转化为主要通过当地小型企业获得大部分收入。弗里德曼注意到，此时自由的思想也在发展，人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广泛的话题。
在被弗里德曼夫妇称呼为“Steven”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在中国有了一次“最增长见识又非常有趣的旅行”，并且在上海出席了卡托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彼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在上海，弗里德曼在和官方的交流中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以及彻底私有化的重要性，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政治上的困难”。
在卡托研讨会上弗里德曼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市场运用于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八年前在北京一个演讲的翻版，不过他也并不是重复八年前所讲，而是将它扩展，加上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弗里德曼在发言中说：“计划经济改革有利有弊，但是没有无痛苦地将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如果转变成功，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转化过程中的代价，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在上海，弗里德曼与其他一些与会者被安排了一次上海市区的游览。弗里德曼最感兴趣的是购物，他问导游如何区分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导游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真的想卖东西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
在北京，弗里德曼被安排对200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演讲，其中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的。弗里德曼继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此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制价格体系。这次活动让弗里德曼备受鼓舞，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比八年前他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深远、更勇敢也更具有探索性。八年前，在北京曾经有一位即将要出国的副部长问弗里德曼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弗里德曼和他的太太罗斯吓了一跳，因为在美国，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懂经济学也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八年后，在上海已经有学生可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提问了。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有弗里德曼的中文译本著作，有些还是英文版的。他们甚至把弗里德曼团团围住，并请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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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峻岭与深谷之间（1）
峻岭与深谷之间
步鑫生的辉煌在这一年已经走到了尽头，1988年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职。报道这个消息的正是当年写作《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同于1983年和1984年的卖力鼓吹，童宝根这次和同事合写的报道，光标题就可以看出落井下石的味道：《骄傲自满 粗暴专横 讳疾忌医 步鑫生步下台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将招聘经营者》。
尔后，童宝根又与人合写了报道《步鑫生沉浮录》。童宝根在这篇揭秘式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来形容他曾经一手炮制的“改革明星”。他写1984年11月8日，正值海盐衬衫厂的厂庆暨产品订货会，“影剧明星光临，八方名流济济，盛况空前”，但步鑫生却整天沉湎于改革大功告成的庆宴之中，把有多年联系的老客户和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丢在了一边。客户们摇头叹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工厂的订单量骤然下降。童宝根更是详细地指证，步鑫生在1985年之后，就在“密室”里办公，要进入到这个密室见他，得过四道门。第二道门装有窥视孔，第三道门是一面大镜子。1984～1985年间的步鑫生，据童宝根的描述，“舒适的头等舱、软席车厢、高级宾馆的套间客房、进口小汽车、丰盛的宴席”已经成了他外出活动的必需条件。但就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还为步鑫生出“坐轿车”的风头辩解过。1984年，步鑫生考虑到外地客户转长途汽车到海盐不便，便在上海设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人们对步鑫生的议论“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由此而来。这些前后矛盾的说辞都出自童宝根的文章，只是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是这样写的：“步鑫生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童宝根那时是极力地赞扬步鑫生“不怕社会的闲言碎语”。
根据童宝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的衰落，“从经济角度看，是由于一系列经营决策的问题造成的：新上的西装生产引进项目未能赶上‘西装热’；错误的预测使大批原材料积压，接连上马的领带，印染项目力不从心，亏损严重”，但导致这一连串失误的重要原因还是出在步鑫生“自以为名气大了，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过，童宝根倒也指出，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某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导致步鑫生犯下这些经营错误的一个原因。步鑫生的西装生产线原计划只有八万套，但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加码下，被增加到了30万套，为的就是“支持步鑫生这位全国闻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非常蹊跷，1988年他在给《青年参考》的一篇题为《峻岭与深谷之间——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9个月前，我刚刚向县委、市委立下军令状：给我三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从那天起我把烟戒了。报上写过：“步鑫生吸烟的数量是一天两包。”一下子戒掉，不为别的，只想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厂里情况不好转，我就不再吸烟。1988年1月13日，我同厦门鹭鹤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我厂将为该公司生产30万打广告衫间接出口。仅此一项业务就够我厂干一年。原料、制作、印染等关键工序已全部落实，该合同若能兑现，合计税利160万元（我厂全部债务290万元）。那天我刚刚松了一口气。我的副厂长和财务科长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我不妨吸一支烟。
我点上一支烟，那支烟的牌子是美国进口的“万宝路”（这种烟我过去也轻易不吸的）。
两天后的清晨，我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了我被免职的消息。我怀疑不是收音机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后我知道都没出毛病。当天上午免职通知下达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饰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但媒体并不都是像童宝根这样落井下石。正如此时的一些议论：
“步鑫生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批的那么坏！”一位工人说。
“有些记者既当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干部说。
“记者太势利，靠不住！”一位厂长说。
有人也对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在童宝根的报道中说，是“浙江省有关党政领导部门今天作出决定：免去步鑫生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副经理、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但是，海盐衬衫总厂只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步鑫生的级别也不过是个副科级，这个级别的干部要由“浙江省”来任免，劳师动众可见一斑。况且，毕竟步鑫生的经营失误，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面”的好大喜功，无论如何，在很多人看来，步鑫生的这次免职，至少是被过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盐衬衫总厂的管理架构，不难发现，这些年步鑫生其实内部也理得很不顺。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到海盐衬衫总厂兼任党支部书记之后，步鑫生和他的关系可以用“同厂二心，貌合神离”来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写下的那首诗（详见本书1986年）亦是为了抒发彼时的抑郁。被免职后的步鑫生曾经谈起过这位党委书记，“他们把我当做眼中钉，采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于死地。”由此可见，这位党委书记和步鑫生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而以直接上级来兼任下级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即便在当时也属罕见。媒体也为步鑫生鸣不平，“这位党委书记至少没有做好保证监督工作”。
对于这样的“保证监督”，1988年的柳州开关厂厂长范绍沛意见更大，他认为党委起保证作用就够了，保证就含有监督的意思。“再说监督厂长应是上级部门的事，是审计、银行、财税这些社会职能部门的事。党委监督厂长，那么谁来监督党委呢？”
童宝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专横”，即便是曾经反对过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并不认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正是这样的个性，让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在1981～1984年年间年年盈利，上缴的税利也以50％的速度递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些媒体，昔日把步鑫生说成有“主见”，现在成了“骄傲”；昔日的“果断”，现在成了“独断”；昔日的“魄力”，现在成了“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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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峻岭与深谷之间（2）
步鑫生被免职之时，离他承诺三年内将企业扭亏为盈的时间才过去没有几个月。而就在之后不久，海盐县政府却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了“挂债停息，招标承包”的决定，这个厂的欠债也全部由财政部门出钱垫付，所垫的款记账停息，暂时挂起来，待企业有了利润后，归还财政垫付的债款。这个消息让先前被“上级”告知要“救人救厂”的步鑫生感到更为不平。只是，海盐衬衫总厂从此便一蹶不振，步鑫生也没有去“上级”给他安排的海盐县二轻公司报到，而是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在外漂泊的生涯。直到退休，步鑫生都不愿意再回海盐定居，而是选择了住在上海。
这一年的马胜利，正在为他刚成立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而奔波。马胜利很是注意与步鑫生撇清关系。被免职之后的步鑫生，又陆续传出要成立“步鑫生开发公司”和生产“步鑫生牌衬衫”的消息，马胜利的“集团”和他的“马胜利牌餐巾纸”总难免让人和步鑫生这位迟暮人物牵扯在一起。虽然之前马胜利的确在大会中说过“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闹起改革来的”之类的话，但此时的马胜利却认为这只是“事有凑巧”，“改革是个探索，我们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也是个探索。”
1988年的马胜利已经完全取代了步鑫生成为新的改革偶像。但对这个偶像，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买他的账。前一年马胜利跑到杭州去“搞承包”，就不大成功。浙江人认为马胜利的优势大多只体现在体制上，如果浙江人有这个体制，同样能搞出名堂来，甚至还能比他干得更好。于是，马胜利在杭州的承包变成了招标。碰了一鼻子灰的马胜利一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颇为愤愤不平，认为杭州市“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在杭州承包不下去，马胜利于是又跑到了金华，到达金华的第二天就承包了一家造纸厂。不过，这家被承包的浙江省浦江县造纸厂（浦江县属于金华地区）在1988年的1～4月就亏损了九万多元，新上任的厂长洪英甫更是干脆致函马胜利，申明退出“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贵阳造纸厂在马胜利承包后也是处境困难，1988年上半年产值同比下降，6月开始更是由盈转亏。福建的蓬莱造纸厂在马胜利承包后五个月亏损76 500元，被中止了承包合同。虽然，这年媒体对马胜利的批评“能人不是神”也大多出自担心而并非是对他的否定，但马胜利那种好大喜功式的全国巡回承包的做法已经不难看出日后落败的端倪。
马胜利在谈他的治厂之道时提出了所谓的“三个相符”：要和党的方针政策相符，要和工厂实际情况相符，要和职工的意愿相符。这多少听起来像是政治家的言论而不是企业家的言论。
马胜利的承包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承包所表现出的产权关系不清的弊病也已经被一些人所质疑。事实上，尽管有着诸多类似于步鑫生、马胜利这样的改革明星，但他们大多是形式大于实质，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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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1989年相信未来（1）
1989年相信未来
这一年的中国，可谓颇不平静。北京在春夏之交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西方诸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在此时陷入了一个低迷时期。
前一年的“抢购风”不见了，但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低迷未见得比“抢购风”好到哪里去。这一年夏末的8月和9月，全国零售市场甚至出现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而就在一年前，8月和9月的同比增长还高达38？6％和35％。如此巨大的反差，几乎让人不知所措。
最后一个夏天
这一年的8月份，中国的“四大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的价格终于开始下降了，这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抑制作用，但问题是此时许多工厂可能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四大件”是中国家电行业的支柱，占到了每年工业产值的两成左右。在1988年，家电产品就是涨价和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产品。在前一年秋天银根紧缩之前，这些家电公司趁着生意兴隆，贷了大量的款，但现在，这些公司积压了大批必须尽快销售出去用以还债的存货。但问题是，现在需要它们的人不多了。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正在急剧降温，这是由于对拥有大量现金的个体户加强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奖金所造成的。因为紧缩政策造成资金不足的企业，库存大量积压，筹措资金更加困难。一些家电厂为了调整库存已经开始减产或者停产。
即便是消费最为活跃的广东，与一年前相比，彩电销售也下降了60％，电冰箱则是12％。在广州，不仅是家电销量大跌，出现了削价销售的情况，而且，黄金首饰也开始跌价。这股“降价风”也吹到了餐饮业，“无虾不成宴”的广州，基围虾在一年前还是高档水产，但现在跌到几乎只有前一年1/10的价格。服务业也开始趋淡。根据是年1～7月广州的一项统计表明，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去年实际下降了9？4％，广州市第一商品局经营的23种商品，有20种出现了销量下滑。
用广州商界人士的话来说，这年的市场是“消费降温，市场疲软，商品积压，资金短缺，生意难做”。然而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每个人都持悲观态度，一些人就说，这是“经济整治出现的可喜变化，不控制社会需求和消费，就不能抑制通货膨胀，也就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但更多的人则认为，经济过热的确是需要降温，只是这种整治的“度”无疑是过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导致市场萎缩。
家电问题最为明显，就在这年夏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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