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并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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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979年30岁的中国（2）
上海的理发馆里，此时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服装店和百货商店里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和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南京路到外滩一带的商业区里，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外地人，手表、电视机、自行车一类的高价商品卖得就像家庭必需品那样快。
董鼎山这年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中还特别记录下了中国的美食。大概是吃腻了美国快餐的缘故，董鼎山把中国快餐描绘成又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彼时中国的物价的确是便宜的，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的一份快餐，据他的描写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加上不限量的米饭、馒头，才三元钱。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四元六角。
不过，董鼎山所见的中国餐馆大多是很拥挤的，尽管菜肴便宜，但要找到个空位子却不太容易。在北京，董鼎山就吃了这样一顿饭——在一个回民水饺铺，他必须一看到有空凳子就一把抢来，端到一张已经坐满人的桌子边坐下，否则，他就无法吃到水饺了。
1979年，名厨恢复了他们的地位，而且过去一些有名的饭馆也重新开张了。上海著名的新雅酒楼仍在南京路旧址，但已从过去改名为“广州酒家”专为群众供应普通饭菜的情况下恢复过来了。
在北京，最早的北京烤鸭店全聚德恢复了昔日的光辉，向没完没了的外宾供应它那世界著名的特色烤鸭。在北京烤鸭店，董鼎山一行四人吃了顿全鸭席，共花了12元人民币。坐落在北京和平门路口上的北京烤鸭店七层新楼在这一年的4月25日落成开业，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饭店，建筑面积有15 000平方米，可以同时接待5 000名顾客。北京烤鸭店最初并没有直接使用“全聚德”的金字招牌，不过，到了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鸭店就开始使用“全聚德”这个老字号了。
当然，华侨或者外国人来到中国，也并不仅仅是关心这些民生饮食，他们是来做生意的。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的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还颇有点渊源——当他还是少年时，曾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八年。当年他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从柏林逃到上海时，才13岁。
但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的市场却并不怎么看好。他在1979访华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在布卢门撒尔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他认为，重点必须始终放在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上。但是，布卢门撒尔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日益强调生产消费品和发放生产奖金，而不是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不过，当时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计划处负责人里奇·贝克尔·布斯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都排队去那里”。
日本人也认为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要不了多久，事实就可以证明日本人的判断要比美国人高明多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理事长金森久雄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确实有许多难点，然而在经过若干曲折后正在向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之后，中国经济就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中定下的年增长率8？4％并非不能达成，美国经济学家们是以成熟阶段的本国经济来判断发展初期年轻的经济增长力量。美国人的悲观结论在他看来“太保守了”。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则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中国将走向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对此巴尼特的解释是，1979年的中国正在讨论给予独立的企业单位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也在讨论现实的价格问题，强调物质刺激。巴尼特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同时他注意到，中国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名学生送到非共产党国家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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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1979年30岁的中国（3）
在日本人的笔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长征”。《读卖新闻》甚至派出了一支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访问。看得出彼时日本的新闻报道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读卖新闻》的记者山本和郎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春意盎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个春天。田野里，农民们挥锄春耕；工厂里，铁槌声叮当作响；而在越南边境，曾响起了春雷般的炮声。这是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中国繁忙的春天。这是九亿人争分夺秒，为把中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在新的旗帜的指引下行动起来的春天。”
中国在一年半前好不容易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剧烈动乱的年代，开始向现代化突飞猛进，以求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现在到处都是变化。上海的国营百货公司挂出了“百花齐放天地新”的招牌，出售流行服装，女装特别畅销。在南京无线电工厂，“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已经得到了改善，日本人采访的数据是“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日本人依然觉得7％的缺勤率不能理解，这和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为了提高生产而“像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的想法并不一致。
中国人对日本战后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感兴趣，日本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在几年前，要是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的反应一定是“中国没有竞争，只有斗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或者是“打倒修正主义”进而完成“革命”了。中国反省了这种错误，并试图把精神刺激改为物质刺激，从无竞争的社会转向竞争的社会。农业方面是保证自留地，提高农作物收购价格，容许自由市场；工业方面则是恢复奖金和年终奖制度，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等。但在1979年，工厂的工人无论多么怠惰，他的上级把他开除的现象，还几乎没有。
《读卖新闻》来访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在五年前也访问过中国，那时候，中国人无论回答这些日本记者什么问题，第一句话一定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但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事情了，就连好奇心和欲望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一个随团的翻译“打算带着老婆作‘空中旅行’”这句无意间流露的话，表达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多人现在开始希望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这时的热门商品，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立体声收音机或者是缝纫机，但就在两三年前，中国人最热门的商品还是自行车、手表、照相机。还有些人开始憧憬“宽敞的住处”。工资虽然低，但中国人的存款却意外地多，这是因为当时的衣食住宿费用还比较低，而且在城市，大多数医疗费还是公费的。在民众向往“富裕”生活的愿望上升的情况下，各个城市的干部都一致地表明“供应量赶不上需求”。在日本记者参观的南京最大的百货商店里，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这些商品在两个星期前就售完了，新货也未到来。而且，南京还算是好的，西安、合肥这些城市的供应量差距就更大了。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出现了改变。当时25岁的卢新华在1978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其实比较简单，但是通篇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个人感情，这在过去的正式小说中是想象不到的。女主人公和她在“下放”地点结识的青年之间的爱情，也没有给它加上什么政治意义，只是朴素地作为年轻人之间的恋爱而加以描写。这种坦率地表达一个人怀念骨肉亲人和由于苦恼而造成伤痕的爱情，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商业精神正在复活，房租、饭费涨势惊人，这让确信“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外国人目瞪口呆。但是，供应者还是处于强势地位，北京王府井商店里响彻店里的叱咤声足以让外国旅游者退缩，清洁工一边驱赶着顾客一边打扫卫生，这时候还没有“顾客是上帝”的说法。
但是中国的确是在进步。大学生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仔细地琢磨别人的每一句话，想把新学到的知识经过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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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1979年30岁的中国（4）
百货商店开始思索新的采购方式。上海一家有代表性的百货店干部说：“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销售部门，若不建立能够从很多工厂自由选择购物对象的制度，就不能培养出供货单位（工厂）真正的责任感。”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计划经济的弱点。
此时的中国官员也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同通用汽车公司、迪尔公司、杰内斯科等开办合资企业的各种方式。但是中国并不能保证这些公司很快回收利润。可口可乐输入中国的饮料量这时相对来说还不大，眼下更是要作出一些牺牲，从售货所得中先拿出200万美元的利润来，这笔钱将用于为上海一家国营工厂购买设备。当时，可口可乐主要是卖给外国游客。可口可乐公司日后将在中国赚到大钱并取得饮料市场惊人的市场占有率，但那时候，很多人怀疑中国人是否也能喝这种饮料。
包括IBM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公司开始向一些对华业务的顾问公司询问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这种咨询业务在当时刚刚兴起，他们可以通过向中国官员转交建议的办法为各个公司节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大通曼哈顿的子公司大通太平洋贸易顾问公司从3年半前就开始在北京饭店设立非官方的常设办事处，吸引了不少业务。一些对中国市场采取实际行动的公司已经具有了“同中国人同样的聪明和耐心”。但此时和中国打交道还是令很多跨国公司头痛。美国人认识到需要抱着有分寸的希望和热情，这样才能对付严峻的现实。令外国人鼓舞的是，1979年，中国领导人正在督促国营企业执行扩大利润这个“光荣任务”。
深圳的蛇口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位于深圳市管辖区内的一个小小半岛上的蛇口工业区，是说明邓小平的多样化政策和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特征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经济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出自于《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詹姆斯·布里克利等著，张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版。文中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借指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中中国企业经历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规则。——编者注的重要实例。现在，能否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能否适应外国投资和同外国投资打交道的能力，这种变化将使许多省份和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划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自主权，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有能力同外资打交道。
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工业区还不一样，蛇口主要是搞合资企业，中国是作为参加的一方而不是搞补偿贸易，在这些地方搞合资企业甚至不需要中央的批准。要不了多久，蛇口，甚至整个深圳都将到处是外国投资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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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1980年现实主义（1）
1980年现实主义
这一年的中国，似乎要比一年前显得年轻。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街道上五光十色，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联邦德国的《时代周刊》说“外国的贷款最近是受欢迎的，北京正在争取愿意合作的资本家”。
邓小平知道，将近十亿的中国人不能再等下去了。但是他显然也明白，过分仓促也会把事情办坏。在克制了急躁的情绪之后，现在需要一些适当的冷静。如果说1978年开始出现渴望经济发展的热潮，那么，现在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了。急躁的情绪过去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一项适合中国现状的政策，并且以适当的速度去发展，才能完成中国的革新。
因此，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的步伐已经开始适度放慢了。面向世界的无限制的开放，出高价要贷款，进口西方的工艺技术和工业才能也重新被置于可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
但同时，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变化、松动和改善的迹象。毛泽东的一些巨幅画像开始从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取了下来，这被美国人认为是“足以象征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件事。”每个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处都竖着写有简练的格言“实事求是”的大幅宣传牌。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并没有改变国家制度，但变得生气勃勃了。预示着对死板的和无效果的计划经济放宽的做法的那些市容变化似乎具有更大的意义，现在出现了流动摊贩、自由市场、少量的货摊，比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等。有些家庭组成了一个小集体开始创业，例如几家人一起经营一个街道饭馆。仅在上海，这样的小集体就有8 000个。而在全国，“小集体”已提供了近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同时，从已有的小企业的繁荣景象中可以看出，只要允许中国人这样干的话，他们会干出些名堂来的。
“四个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虽然速度减慢了，但搞“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仍是非常大。现代化的先后次序也做了改变，农业现在被放到首位，其次是轻工业，钢铁则退居末位。“扩建基本设施”和“发展能源部门”在亟待发展的名单上排到了前面。
中央政府给国家规定了三年间歇期，目的是调整人口增长和副食品生产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失调现象；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向效率原则方向发展，讲究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整顿经营不好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在是年的6月1日到8月20日作为交换学者被邀请到了广东的中山大学，之后他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接受了日本《信使周刊》的采访，他认为，中国人将是21世纪一支巨大的力量。而就在一年前，傅高义刚写下著名的《日本第一》。在被问到21世纪是否存在“中国第一”的时候，傅高义则认为至少在21世纪初不大可能，但在2004年，他在美国的《财富》周刊发表了一篇《中国第一》的文章。这位东亚问题专家警告日本“需要对中国崛起而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作出反应”。文章写道：“中国迅速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从低技术走向高技术。虽然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