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走向高技术。虽然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整个发展势头。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更快地发展，并在亚洲获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但在1980年的时候，傅高义担心：“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的那么多的产品呢？”傅高义认为这是中国将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松下幸之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给中国国务院领导讲起了他的经营哲学。“要有高度的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要振奋产业报国的精神”，“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分散权限”。总理问松下：“总公司可以拥有多大的权限？”松下的回答是：“只要坚持经营的基本方针，有使命感，下面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必要进行限制。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这一年，赵紫阳正在为八万个国营企业的管理权限过分地集中在国家或省里，今后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总经理山下俊彦这年则正在为悬而未决的中日合营企业而操心。但1980年的他还是有点失望。在北京出席完松下综合电子技术交流会回到日本大阪之后，山下对共同社记者说：“想积极合作，但这次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从根本上说，建立合营企业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是，为了使中国在电子技术领域取得发展，不能一下子就采取合营的形式，首先作出一两项实际成绩，加强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很主要的。”松下电器从1978年就向中国出口产品了，不过，自这次松下和山下访华七年后，也就是1987年的9月，松下电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到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与北京华瀛盛电器开发公司共同创立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投资是3 000万美元。日后，它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在中国诞生。这一年，山下除了与赵紫阳总理、谷牧副总理举行了会谈外，还参观了五家北京和上海的电视机厂和显像管厂。他认为中国企业“只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和设备的作用，生产率也能提高”。
在四年前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代宗师，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在1980年的秋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在北京的头三天，弗里德曼作了三次演讲：“货币之谜”、“货币与通货膨胀”、“80年代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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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1980年现实主义（2）
弗里德曼于1980年9月22日到10月12日在中国逗留，访问了中国的北京、长春、上海、苏州、杭州、桂林和广州。回国后，他给提供资助的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里，弗里德曼回顾了历史，他认为，通常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并提高。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恢复就是个例子。同样，中国内战结束后，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也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当秩序得到恢复，经济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
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中国这一年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发挥作用，在随后几年应该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但同时，弗里德曼对这一进步是否能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改革再次中止。相关内容参考 《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中国的老朋友，美联社记者，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则认为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之一”，中国也正在从严厉的压治时代转向比较自由的时代。虽然也有人反对改革和进步，但在罗德里克看来，这些人大多是官员。
罗德里克观察到，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风行，而仅仅在几年前，由于电视节目的枯燥乏味和充满说教，观众还不大愿意去看。罗德里克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期望值越来越高的革命。电影、电视、商业广告，甚至报纸都打开了窥看外部世界的橱窗，这些都刺激了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的胃口。
罗德里克早在1946年就到过延安，并采访过毛泽东。1946~1947年间曾在延安住过六个月，和周恩来相当熟悉。他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9年，亲眼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罗德里克还采访过“乒乓外交”。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罗德里克采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涉华文章和评论。多年以后，罗德里克又激动地评论起了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道：“在数百万美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国度里举办了一届不太令人激动的冬奥会（柏林冬奥会）之后，北京奥运会肯定将具备一个国际性轰动事件所应有的全部要素——神秘、金钱、争议和壮观的场面。它让西方有机会通过媒体和电视一瞥这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国度，其古老的文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孔子和卡尔·马克思——所主宰。”他对北京奥运会充满着希望：“中国经济取得了8％到10％的年增长率，这令人们又惊奇又羡慕，中国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推动这一进程。数百家商店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与奥运会有关的产品。当然，中国也希望能从奥运会带来的旅游和贸易中收获更多。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收获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邻国的友善和尊重，以及中国曾在古代作为一个辉煌的中央王国所赢得的威望。”
另一位也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罗斯·特里尔，则在这年刚完成《毛泽东传》一书。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亚洲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经济力量，尽管中国人的平均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亚洲还是不富裕的，更不用说和西方相比。1980年特里尔还对2000年的中国做了一些预测，他认为在2000年中国不大可能把人均GDP提高到1 000美元（中国2000年的人均GDP是7 858元，当年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比例是8？278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而且由于人口太多，“经济增长率绝不会十分快”。但进入21世纪之后，特里尔又这样提醒美国人中国的威胁：“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要影响力。不幸的是，华盛顿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分散了布什政府和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注意北京在为未来的东亚霸主地位做准备。美国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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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1980年现实主义（3）
中国此时已经开始坦率地公开谈论已故主席毛泽东的错误。《人民日报》在7月4日的文章中说：“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可以影响全国时，灾难性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写道：“要总结过去的把领袖个人神化的教训，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美联社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把将中国引入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而是“中国的封建习惯势力以及某些人出于野心而利用对个人的盲目崇拜也是造成毛泽东被神化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认为，甚至《人民日报》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一个村庄的姑娘爱上另外一个村庄小伙子的故事。当这个姑娘的父母反对时，她跑到男朋友家去了。妈妈随后去那里，把她的女儿痛打一顿，并砸坏女儿男朋友家里的家具。女儿把这一争吵上诉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最后说服妈妈同意了这桩婚事。美国人对这样的报道十分惊讶，因为就在不久前，这还是一家他们看来在其文章中到处使用“走狗”和“走资派”字样的报纸。这家报纸曾经整版整版地刊登空洞的政治说教文章，而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以前刊登长篇的好斗文章时已经不一样了，当时的文章擅长用肮脏的字眼来形容它的敌人，并擅长伪造新闻。一位主编回顾了当时这家报纸是如何吹嘘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的，尽管那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读者一直感到纳闷，如果形势真这么好，“为什么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呢”？但现在，《人民日报》已经恢复了刊登读者的来信，出版了彩色的、刊登漫画等内容的副刊，副刊每周出一次。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日报》由于揭发了管理不善现象和贪污行为而威望有所提高。报社甚至从北京派出了一个40人的记者班子到全国各地去揭露不正当行为，这种有魄力的报道正在改变《人民日报》的沉闷版面。
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北京的邓丽君”李谷一正受到热烈欢迎。但围绕她的争论也不少，有褒有贬。她演唱的电影《小花》中的歌曲《绒花》和电视剧《三峡的传说》中的《乡恋》等歌曲，尽管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有人说这些只是在酒馆和酒吧间唱的歌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一致的，是颓废的。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歌是“亡国之音”。尽管有这些争论，但要听李谷一唱歌，就得午夜2点就去排队买票。在1980年的上半年，李谷一就演出了200场，她的声带甚至三次出血，说不出话来。《光明日报》这年对李谷一这个新秀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赶时髦。上海的一些读者向报纸投诉，说是公园里出现“污染”，一些年轻人的举动令他们反感。这些年轻人穿得“不伦不类”，一些女青年还叼着香烟拍照。一些人则三五成群地带着录音机，跳起了摇摆舞，并且还高唱“进口的黄色音乐”。当局也对此时盛行的“奇装异服”和“新潮歌舞”表现出“极大关注”，甚至提出了公开的指责。
一些回国的华侨在内地旅行时就经常遇到一些模仿华侨或“港澳客”的青年，这些人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穿上皮鞋，戴上墨镜，挺胸凸肚，招摇过市，这样的情形令那些“非冒牌货”的“港澳客”也不禁侧目。在上海和北京的街头，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颇为新颖的饰物——太阳镜。本来这倒并不出奇，但是有一些人哪怕是阴天都戴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冒牌“港澳客”还在眼镜的镜片上面贴了一张商标，上面还有几行英文。但这些人倒不是一时粗心没有撕掉，而是这商标是洋货的标志，“可以使人一眼看到眼镜的价值”。这样的太阳眼镜也叫做“麦克镜”，因为这正是这一年最火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眼镜。甚至因为他，游泳池里都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不过，中国的城市经济生活也不仅仅是这些“冒牌货”。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也许就说明了80年代中国生活的一个新方面：照相馆橱窗里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刚刚兴起的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橱窗里陈列着照相馆的一些照片，有些头像已经是真正的外国人的了。另外，一些穿着讲究、戴太阳镜的年轻人的照片和穿戴白色结婚服的结婚照现在也出现了。只是在一些照片的边上还经常会贴上一些地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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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1980年现实主义（4）
中国人此时也提出了更多的消费要求。在60年代，许多人攒钱是为了买一辆自行车，而今天，在城镇和富裕点的农村，他们有了自行车、手表，也许还有了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工人增加了工资，而且还有了奖金。但是钱是多了，而市场上的东西却太少。
不过，此时人们对消费品的喜爱还有另外的一些解释：“知识分子希望买录音机以帮助他们学习外语、听音乐。而工人却宁愿把钱花在家具上。”沙发现在成为了衡量购买力的一个新标准。商店里有了带有扶手的单人沙发和双人沙发，上海还有了三件一套的沙发出售。
在各地一些百货商店的门外，拥挤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瞧着售价1 900元的日本彩电，或者其他一些昂贵的电子产品。不过这些产品并不是仅供陈列的，1980年的时候，的确有人在买。也有一些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包括立体声录音机和电视机，价格比进口货便宜。不过，这些必须要持有票证的人才能买得到。上海电视机商店的橱窗外，此时正放着13台凯歌牌12英寸的电视机作展览。这些电视机每天早上8点开机，到晚上11点才关机，据说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检验电视机质量”。在这样放了18天之后，《文汇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种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超过5 000小时，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质品标准。”
轻工业部、商业部等主管部门组织了全国的第一次“市场预测”，目的是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指导。这份市场预测报告指出，全国市场对电风扇的需求将逐年增加，1980年的需求量是每年200万台，到1985年左右将达到高峰，以后需求量的增长比率将逐步降低。洗衣机的需求，南方和北方有所不同：北方水质硬，水费便宜，适用简易滚筒式；南方水质软，电费高，适用简易涡流式。到1985年，洗衣机的需求量预计将达到150万台。1985年后，市场需要的洗衣机品种将出现变化，一部分家庭将转向需要半自动和全自动洗衣机。
这次市场预测的调查组访问过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13个城镇，对几十家企业、商店和1 000多个家庭做了调查，还对影响家用电器销售的诸多因素做了分析。调查组认为上海现有的住房面积都比较小，很多地方还没有下水道，目前使用洗衣机有一定困难。但是因为上海的老住房大多带阁楼，夏天很热，因此对电风扇的需求就很迫切。广州在1980年，每10个家庭中已经拥有7台电风扇，但由于天热时间很长，一些家庭要买两三台电风扇，所以，广州的电风扇需求潜力仍然是很大。
这份报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它们认为，“虽然预测的准确性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调查的方法是科学的，提出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它对于企业了解市场的长远动向，在生产中提高预见性、防止盲目性大有好处。”
这年，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仅是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达到了1 013？7亿元，比1979年同期增加了157？9亿元，这样的增幅在建国以来都是少见的。农副产品中的猪羊牛肉、家禽、鲜蛋、水产品的销售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吃、穿、用的需求都在急剧上升。不过，现在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已经从“吃、穿、用”变成了“用、穿、吃”，并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高、中档商品上。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洗衣机、呢绒、绸缎的销售量都有很大增加。仅是电视机的销售，1980年上半年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长了1？8倍。这一年，县以下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还超过了城市，这在往年是很罕见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