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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1）
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武士”们挥舞着假剑，直刺云霄，进行着传统的武术表演。太极拳手做着慢功，与假想的敌手搏斗。一些比较常见的散步者从灌木丛中走出条路来，并时而能看到一些老者手提鸟笼缓步而行。中国的劳动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做上班前的准备——清脑健身，从而可以为度过他们往往是艰苦繁忙的一天做好准备，完成国家指定给他们的任务。
这是英国《约克郡邮报》记者约翰·费希尔所记录下的，1981年一个寻常的北京的清晨，时间大约是早晨5点半到7点钟。这一切似乎和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北京清晨没有多少区别。1981年，还有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奈杰尔·霍顿和他的一些合作者来到中国拍摄一部名为《中国人》的十集纪录片。在北京经过了七天的“询问”后，霍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在此之前，那些大电视网所做的类似尝试都失败了。为了这部片子，霍顿在伦敦花了七个月时间才获得财务上的支持。
中国保证给予摄影人员相当大的自由（如同对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保证”一样。安东尼奥尼的拍摄请求甚至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81年的10月，他们来到中国，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拍摄150小时的胶片。但这部预定于1983年完成并卖给英国第四商业频道的片子，日后谁也不知道拍成了什么样子，虽然此前霍顿还信誓旦旦地说：“这部系列片应该是历来放映过的介绍中国情况最全面的一部片子。”
哪怕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也要到2007年才会在中国小规模地放映，虽然他的《云上的日子》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年轻一代甚至搞不懂为什么1974年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对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大加鞭笞，当时《人民日报》对它的用词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练习意大利和德国歌剧复杂唱腔的男中音的低沉声音，每天早上都响彻了中山公园。一些乐器手也会在早上进行练习。虽然在费希尔眼里，这一年的北京，尽管单调乏味的衣着依然占据优势——人们大多穿着卡其布和蓝布裤子及外衣，但已经有一些时髦的妇女开始穿色彩鲜艳一些的上衣和针织衣了。在各个省份，赶时髦的趋势更为突出。离北京越远，中国人似乎越敢于穿红戴绿，看起来也更有吸引力。
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和张瑜、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在这一年成为热门电影。《神秘的大佛》情节离奇，还有一些血淋淋的凶杀场面（比如片中出现了剜眼睛的画面）。刘晓庆扮演的主角梦婕是一个能飞檐走壁，擅使长鞭，武功超人的女英雄，长期以女教师身份隐身在她的杀父仇人——一个恶霸家中，最后以其超群的武艺战胜并杀死了这个恶霸。导演张华勋说，这是一部“神秘、惊险、风光、打斗相结合”的传奇彩色片，之所以拍摄这个片子，目的是探索一种新的电影样式。不过，也有电影评论界的人认为，片中所插入的一条党的地下斗争线索，是为武打片贴上地下斗争的革命标签，“是对革命历史的歪曲”。在电影公映一段时间后，这个线索被抽去了。但是一些电影刊物还是继续攻击，其中以影评学会的副会长梅朵和另一位电影评论家唐挚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梅朵认为《神秘的大佛》情节纯属编造，“创作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制造恐怖气氛，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他甚至认为这对刘晓庆这个有才华的演员也是一种伤害。唐挚则认为，这类影片很像海外拍摄的那类内容空洞贫乏的功夫片。张华勋进行了反击，他认为拍摄中国武术打斗片，“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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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2）
《庐山恋》则大受欢迎，甚至在香港也上映了，它被认为是内地电影界朝新的艺术方向进行摸索的代表作之一。但香港人看了这部以著名的庐山风景区为背景，动用年轻演员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片子后，失望的多，满意的少。香港人认为这部片子从头到尾突出了海外华侨，包括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热爱祖国的主题思想，虽依照大陆的思维来说并没有什么错，但是电影处理手法并不成熟，让人感觉仍然脱离不了形式主义的色彩。作者甘玉在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上撰文说“就整体来说，中国电影给人带来了太多失望”。饶有意味的是，曾经是政治“舞台”的庐山，现在已经是爱情的“舞台”了。
这一年，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引进外资也有了一些麻烦。
日本前外相，也是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来佐武郎在这年的2月12日拜见了邓小平。这次的北京之行被香港《文汇报》认为是“索偿之旅行”——大来佐武郎这次中国之行的原因是中国取消或延迟了一些与日本的合同。
早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这项计划预计完成120个项目，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其中包括10座钢铁厂、9座有色金属处理厂、8座煤矿、10座石油与天然气厂、6条铁路干线、5座港口、30座发电厂。这项计划的前8年，每年平均预计提高4％~5％的农业产出，工业产出每年成长率超过10％。在这段发展周期结束之前，中国将拥有14个工业区，每个工业区均能自成一格、各有专长。具体内容参考《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著，第536页，台湾时代出版社。
但现在，这个计划被认为是可能会重蹈大寨、大庆方式覆辙的“新跃进论”。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纠正极“左”经济政策，以陈云为首的稳健经济派观点指导着全盘经济工作。陈云不赞成用“学大庆”、“学大寨”一类的群众运动去开展经济活动。他的经济思想可用12个字概括：“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效果”。基于“先生产、后基建”的观点，经济建设的安排首先要考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然后是工业资料的生产，最后才是基本建设。经济也要按比例发展，而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
日本的《日经产业新闻》这年认为，关于向国内“移植”先进技术的问题，中国准备实行一种“分阶段发展”的方法。不顾同外国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差距，即使引进尖端技术，也只会造成“消化不良”。所以中国决定先由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地区条件比较齐备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逐步传到内地落后的企业。
1978~1980年，因为扩大了企业和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各省和地方企业抢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城市设置“办事处”，积极进行对外交易。人们说这就是中国昙花一现的“地方时代”，结果是以浪费了大量的外汇、设备、劳动力而告终。
大来2月的北京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了解中国取消及延迟执行合同的背景；二是看看中国如何理解他们与外国民间商人发生的合同纠纷，对于取消合同而给日方厂商造成的损失，中国是如何看待的。
大来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关于第一点，邓小平和谷牧等都作了详细的解释，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中国方面立志要消灭通货膨胀。他们把国家预算内的经常性开支削减了20％，把资本性开支削减了40％，从而压缩货币发行量。消灭通货膨胀的另一措施是迅速增加消费品生产，以便能吸收近两年来由于工人加薪及农产品提价所形成的庞大购买力，从而避免通胀。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压缩重工业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国察觉到他们很多基本建设如能源、交通等，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使新的重工业单位建成后仍无法正常生产，所以要优先发展能源及运输。三是石油产量的下降。早几年中国高估了今后石油的产量，订购了几家石油化工厂的设备，而现在石油产量下跌，使石油化工厂出现设备过剩，因此不得不延建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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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3）
虽然经过中国方面的解释，大来明白了中国取消合同的真正原因，但问题是，最初中国还以为只要作出赔偿，取消合同并不会给日方带来严重损失，可是日本方面很多设备已经是造好并付了运费的，这样赔偿金已经十分高昂。大来说，日方准备采取低息贷款的方式来帮助中国这些受影响的工程，使其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大来刚到北京时，对新闻界讲话的姿态非常强硬，原因之一在于日商不知道与中国订立合同的可靠程度如何。日本的新闻界甚至要求政府向国际出口信贷组织动议制裁中国。但大来说，日本政府并不想这样做。邓小平也表示，中国一向有信守合同的传统，在60年代初，中国只用了三年便还清了向苏联的贷款。这样的表示给了中国以外的商业界很大的信心。大来在解决了中日合同问题之后，谈到“中日的友好关系是更根本的，对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并认为日方也应该抱长远的看法，不必太过因为最近发生的事而受影响，因为在某一意义来说“中国也是在摸索的阶段”。
不仅是日本，原计划由欧洲建设的一些工程项目也取消了。中国在这年春天甚至派出了一队100人的高级贸易官去布鲁塞尔，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国贸易周，他们用了两周时间试图来说服抱有疑虑的欧洲，毕竟中国的贸易潜力还是不小的。
中国人说这些项目的取消仅仅意味着“调整”时期的暂时转移，中国并没有诸如“关门”倾向的任何极端做法。这100名中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在希尔顿饭店的门廊里同欧洲的500名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周旋，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西方企业的其他人，“资本家仍然是需要的”。
和大来访华时得到的说法一致，这些在欧洲的中国官员也说中国要扩大消费品的生产。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贸易和吸收投资的潜力仍然很大，问题是要找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的正确方案。不管怎么说，在欧洲人看来，中国还是会坚持保持门户开放，尽管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否实行他们的打算这还要看”。
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华侨或者“港澳同胞”也在“看”，不过他们是回到国内在“看”。一位叫廖平的香港人在这年回到了老家上海。他就觉得上海人荷包里的钱比以前多了，商业街区也是一片繁华：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店堂里顾客盈门。凡是高档的商品都比较热门抢手，那些质次价廉的反倒多半受人冷落。饭店酒楼现在也是顾客盈门，这一年的新春，上海青年出现了结婚热潮，大办喜事的情景盛况空前，而且排场不小。新婚夫妇新婚装备早已不限于传统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四大件”，而且要男方有电视机、录音机、高低衣橱、配套沙发，外加落地式台灯、落地式电风扇……甚至小房间放不下宁可堆叠起来。女方则负责床上铺盖、房间摆设，仅棉被一项就要求十条以上。十桌酒席在上海也算是平常的。而这一年吃喜酒的红包，20元人民币是“公价”。
在中国其他地方，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已经日益普及。人们认为，现在中国大约有200万台黑白电视机。据说，北京还有2万辆“轻骑”摩托车。而以前，有的只是自行车。不过，官员们现在已经对空气污染表示严重的不安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正在迎来“消费元年”。另外，诸如“旅游元年”、“观光元年”的词语也被赋予了这一年。在中国头号现代都市上海，黑白电视机倒是出现了销售下滑的趋势，而直到去年这仍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不过，这不代表电视机不再受欢迎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拥挤的店堂内，围着人墙的地方是卖高级衣料、收录两用机和洗衣机的柜台。在卖电视机的柜台，数量少的“超高级品”彩色电视机，吸引着人们热切的目光。在首都北京，情况也差不多。当然，这种情况在地方城市和农村就有相当的不同。在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地方，黑白电视机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农村，黑白电视机才刚刚开始普及。
从整体来看，同两三年前相比，消费能力正在提高。仅就家用电器而言，从中心城市到地方城市，以及农村，普及的浪潮正在扩展开来。支撑这种消费提高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城市工人增加工资和奖金制度已经固定了下来。虽然在此期间，物价也上涨了，但是扣除这些因素，收入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农村的自留地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农产品收购价格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虽然大多数“好东西”的需求要超过商业部门的供应能力，但是，也不是每种产品都好卖。南京的蝙蝠电扇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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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电视机时代（1）
电视机时代
这一年，中国多年来的“三大件”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以前，消费者把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称为“三大件”，但现在，城市和农村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机上。当然，很多人也很想购买电风扇、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正逐渐地在中国大批量生产。
过去四年，电视机的销量出现了“大跃进”。1977年的时候，中国的电视机年产量不过20万台，但到了1980年，全国已经能生产250万台了，1981年的生产量则是300万台，其中还有6万台彩色电视机。仅是北京，1977~1980年，电视机就销售出去41万台，这个数字是1967~1977年的10倍。现在，这个城市差不多每3户人家就有了2台电视机。在上海，现在已经有了100万台电视机，甚至有个郊区的生产队，109户人家就有了100台电视机。当然，这些还大多是黑白电视机。据官方统计，现时中国有1 000万台电视机、5 000万电视观众。
中国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诞生于1958年3月，在最初的几年，产量一年只有200台，而且成本很高，大约每台的售价达到了700元。在那个时候，拥有电视机的还只能是一些单位或者高级官员或是一些文艺工作者。
到了1970年，中国电视机的产量上升到1万台，并且开始生产一些“新式”的产品。到1981年，中国已经有了53家电视机厂，能生产12英寸、14英寸和2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台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已经有38个省市有了自己的电视台，播放本地的节目和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建立了，学科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和英语，并且这种做法正在各省市推广。
在上海，1981年的第一季度，电视机就生产了5？8万多台，比去年同期比，增长了80％。凯歌牌电视机去年只有3个品种，今年增长到了6个，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12英寸的电视机，这个品种的产量几乎增长一倍，车间也多了2个。凯歌牌此时已是上海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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