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捕嗔�2个。凯歌牌此时已是上海的名牌产品，受到政府的支持。飞跃牌和金星牌同样也享有此种殊荣。
这一年的6月8日，中日合资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开工投产了。这是福建方面和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日立家电贩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东荣商行一起合资的项目。按照计划，这一年福建日立将生产九万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两万台14英寸与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产品将成为80年代高品质电视机的象征。差不多同一时期，日立西安的合资企业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也开始试制了。由松下电器输入的黑白显像管生产线也已于6月在上海建成。北京电视机厂与松下合作的彩色电视机装配线也在一个多月后完成。电视机零件已经开始走上国产化的道路。
几个月后，中国停止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日本贸易振兴会认为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羽翼未丰的电视工业，并且避免把有限的外汇储备花在这样一些消费品上。日立、飞利浦和联合电子工程公司早在1979年中期就开始向中国出口黑白和彩色电视机，但在这一年，他们一张来自中国的大订单都没有接到。进口电视机已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而在过去，进口电视机的外贸商一直是和省当局打交道的。
但这些被外国人看起来“羽翼未丰”的中国电视机厂商却正在急速成长。北京的东风电视机厂在1979年11月采用了三洋的显像管生产黑白电视机，到了1981年1月，已经可以用国产零件生产一部分产品了。此时东风电视机厂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年生产黑白电视机20万台，彩色电视机两万台，这个数字甚至比四年前全国的总产量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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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电视机时代（2）
东风电视机厂甚至开始了出口计划，计划是两万台，目的地是东南亚和非洲。但此时中国电视机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电视机此时一台的售价折合人民币大约是80元，东风电视机厂的产品却要200元，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但一旦零件国产化以及生产体系确立，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日本经济新闻》在这年的10月发了一篇《中国电视机生产步伐加快》的报道，认为在电视机领域，中国内地成为强力竞争对手的日子即将来临。
在上海，从这年的7月开始，商业部门对电视机的销售开始敞开供应了，甚至还有了分期付款的方式。7、8两个月，电视机的销售就达到了43 900台，其中超过10 000台是分期付款卖出去的。
不过此时电视机的质量还不敢恭维，甚至有电视机突然燃烧爆炸的报道。报纸为此还提醒消费者，虽然电视机燃烧爆炸是“极个别现象”，但还是要大家注意看电视时的安全。“观看电视，要相隔一米以外的距离”，并且当嗅到发焦等异常气味或者听到跳闸响声这些异常的预兆时，要立刻停止观看，送给有关单位检修。报纸还提醒大家看完电视要关机，并且切断电源。报纸一再强调，“只要使用得当，一般是不会燃烧爆炸的”。
电视改变了生活方式，这点毋庸置疑。晚上到北京幽暗的里弄一转，就能看到人们簇拥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脸庞映照着荧光屏看电视的情景。在饭店里，服务员大模大样地坐在电视机前，迷头迷脑，像小孩一样，对顾客的招呼充耳不闻。人们经过调查发现，某一个地方有了电视，“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播音节目的听众就大为减少。
但此时的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大多数观众也只能收到可怜的几个频道。电视此时的重要功能还是“舆论宣传”作用，“使电视宣传更好地为党的调整方针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不过，观众显然更爱看外国的电视剧。在收视率最高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中国的电视台已经开始播放英国、日本等国的电视连续剧，虽然这有点刺伤某些观众的“爱国心”。此时，星期天播放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大受欢迎，这部片子日后还将成为7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上海电视台则在播放日本的《姿三四郎》。虽然一般观众都爱看娱乐性强的节目，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外国的商业广告和戏剧流露出反感情绪，甚至打电话或是写信给电视台，表示“抗议”。
此时电视剧脚本的稿费大约是100元，比起京剧的 1 000 元或是话剧的1 500元，相差悬殊，因此一些有名的作家并不愿意写。电视台也普遍缺乏经费。看来这个问题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短期内似乎并不容易解决。
这一年的4月15日，第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终于在这个拥有十亿潜在消费者的国度里开工了。不过，此时，可口可乐的董事长罗伯特·戈伊苏塔埃似乎并不抱有太乐观的态度。他对美联社说，眼下对这个重要的“中国市场的研究”还完全处在理论阶段。这个工厂每年只能生产4 800万瓶可口可乐——实际上全是供应游客的。事实上，这家工厂也为中国政府所有，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订的一项特许协定，这家工厂完全由中国人经办，可口可乐则为它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金和“广泛的技术援助”。8月26日，美联社又在亚特兰大报道，说在开设了第一个装瓶厂四个月后，可口可乐计划在中国开设第二个装瓶厂，这个厂将设在广州。和北京装瓶厂一样，广州厂也由中国政府建设和管理，成品的利润也将归中国政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伊苏埃塔说：“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向它的中国装瓶伙伴出售浓缩的可口可乐获得利润。” 也是在这一年，深圳市罐头厂（现在的深圳市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美国百事国际集团签订了一个协议，合作兴办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古巴裔的戈伊苏埃塔日后将被作为20世纪创造财富的大师之一而被后人铭记。从1981年戈伊苏埃塔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1997年秋天因肺癌并发症去世，这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价值令人惊奇地从43亿美元增长到 1 470 亿美元。戈伊苏埃塔日后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传奇人物。不过此时，他的中国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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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电视机时代（3）
这一年的4月12日，广州开出了中国第一家超市，不过似乎并不成功。尽管这个设在广州环市东路友谊商店营业厅内的超市使用了电子收款机和闭路电视系统，并且提供三百多种商品，但仍是门可罗雀。看来，商品结构是个大问题，这种商业业态也似乎太超前了。虽然广州也有人准备模仿，兴办一些超市，但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批评者都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并不符合国情。
不过，同样是在广东，经济特区深圳一年多来的成就却非常显著。到这年的5月底，深圳达成了675个项目协议，引进了22亿港币的外资。蛇口工业区也办起了13家合资或者独资企业。《人民日报》更是发表了一篇《在“特”字上做好文章》的报道，来为“特中之特”的特区宣传。说它们是个新事物，“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破框框又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政府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却没有停止过，这条罪名一直要到1997年才会随着计划经济的寿终正寝而从中国的《刑法》上消失。此时，走私活动也似乎开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对于正当的生意，媒体也是褒扬的。广州南方药材行基层店的冯胜因为会做生意，“买卖做前头”，而被《南方日报》大大报道了一番。牡丹江的老推销员张福山也被《市场报》称为“会揽生意的老推销员”。个体户虽然还是备受限制，却也越来越多。现在，街头穿薄裙和尼龙丝袜的漂亮姑娘也开始出现了。青年人开始办私人企业，农民则被鼓励干近乎私人种地的事。甚至以前单一的称呼“同志”现在也变成了“师傅”，对于年轻女性，已经开始有人称呼为“小姐”。尽管一些政治上的强硬派提出严厉警告，可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在逐步扩散。《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卫·博纳维说“邓使得中国眉开眼笑”。
年轻的黄宏生这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在读大学之前，他曾经是一个伐木工人。他此时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同样是在广东，前一年进入家电行业的一家厂，现在给自己的产品取了个名字，叫做“美的”。
不过，时下中国人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中国人的眼光正注视着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经过两小时零五分钟的鏖战，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夺得冠军。许多中国人都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中国队战胜美国队和日本队的两场现场直播。这个胜利将是中国女排雄霸世界排坛五连冠的开始。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日后也将影响到一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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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982年困顿与发展
1982年困顿与发展
1982年才过10天。干静，一位佩戴着“机01摄影”胸牌，漂亮的杭州姑娘在西湖白堤上给安徽的两位游客照相。这一年，她刚满22岁。
在拍了三张照片之后，干静准备在西湖边的“赏月石”上给游客再照几张。但此时一位叫迟在正的西湖照相馆平湖秋月摄影点的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了阻拦，说这块石头属于他们。游客很生气，一定要干静拍下这个镜头。于是，一场冲突由此而起。干静左躲右闪地为游客拍照，却不慎拍下了正上来挡镜头的迟在正的脑袋。迟在正以此为由冲上前去抓住了干静套在脖子上的照相机皮带，并且去抢她的相机。不仅如此，迟在正还骂这个个体户“是骗子，不要脸皮”。
事实上干静和迟在正的冲突绝不是第一次。前一年的11月13日，从干静拿到杭州市工商局颁发的白堤个体流动摄影营业执照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遭到迟在正阻挠。迟在正只允许干静在白堤的马路上照相，其他风景点则一律不许，因为，这些风景点“是园管局的”。
干静1977年高中毕业，她的父母都是归国华侨，正因为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高中毕业后，她一直没能找到工作。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允许城市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政策，干静于是成了杭州市的第一个个体户，她拿的营业执照是“杭工商个字001”。工商部门还给了她非常优厚的条件，不仅准许经营，甚至还给予免税一年。
但干静依然受到了歧视。在她被允许营业的西湖苏堤和白堤，她被国营照相馆的十多个工作人员驱赶，他们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对付这个弱女子。后来更是发展成了推拉扯、谩骂，干静的胶卷被曝光，相机背带被扯断，口水吐在干静的脸和头上。她被骂成“骗子、婊子”，那些国营照相馆的人还大声宣称她的“照相机里没有胶卷”、“大家不要相信个体户”、“要相信我们国营单位”……
干静并不是个示弱的小姑娘，就在上面那件事发生不久，干静给当地的《经济生活报》写了信。报纸以《能这样刁难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吗》为题做了报道，还附了浙江省劳动局的调查。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杭州市领导。虽然干静说“正是这种来自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增添了再干下去的勇气。”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干静给游客拍照依然要躲着国营照相馆的人。迟在正甚至公开说“报纸放屁”。
事情发展到这年的8月16日。这一天，干静把样照挂在平湖秋月景点的一株小树上，这里并没有西湖照相馆的样照，也没有他们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静拍了四张照片之后，这些人出现了，他们拿着自己的样照挡住了干静的样照，还“没收”了干静的样照，至少到这年的9月1日都未归还。干静在再次写给报纸的信中说“时至今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衅干扰，使我再也难以忍受了（我已有11天没去营业）。今后怎么办？我感到茫然。盼请领导和组织给我帮助和支持。我的要求是：归还样照，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干静的这个事情后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杭州园林管理局党委也因此做了自我批评。西湖照相馆的党支部书记孟仁中和摄影员迟在正也当面向干静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但真正获得胜利的还是他们。不久以后，干静这些个体摄影户都被限制在中山公园拍照，生意差了很多。他们的道歉也很可能并不是出自真心——就在这年的6月，市长批复要放宽对干静的限制后，他们依然认为“我们是为国家赚钱，个体户为自己赚钱，为什么各有关单位、报纸杂志都关心个体户，为个体户说话，而不关心我们，不为国营企业说话？”他们还认为个体户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要高得多，工人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西湖照相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迟在正的行为，纠纷也一再发生。迟在正对摄影组的人说：“今天来了个一号（干静的营业执照是一号），明天就会来二号、三号……”
尽管干静后来当上了杭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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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个体户的困顿（1）
个体户的困顿
这一年不仅是干静，个体户受到限制是个普遍的问题。北京丰台区的市容和卫生管理部门在这一年的党代会、人代会期间，就以影响市容和卫生为由，不允许个体户上街经营。东城区也发生了刁难个体户王莹的事件，甚至规定38条街道不允许发展个体户，更不允许个体户跨街道办事处管界经营。宣武区南新华街至虎坊路的几里长街，更是因为被评为所谓的“文明礼貌街”，仅有的几家个体户也被勒令取消。丰台服装公司从4月开始也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休人员停发了退休金。
看来并不是每个个体户都像在“悦宾饭馆”的刘桂仙这么幸运。北京丰台大街上的个体修鞋户被区工商局从丰台大街赶到了偏僻的地方，最后只能挪到丰台旅馆的院子里。即便是这样，这些个体户还是被处以罚款，最后不得不干脆停业不干。
各项税收更是名目繁多。摆摊有“地皮管理费”，还有“占地费”、“卫生费”、“建设服务费”、“义务存车费”等，甚至卖油条还有“油条管理费”。一些个体户申领了执照之后不仅没有收益，甚至连本也赔了。一些地方的规定还很详细，比如广州就规定除了纳税之外，还要向街道服务公司缴纳营业额3％~8％的管理费，白云区的一个居委会还要加收3％的管理费，否则就不给签署意见。广西柳州的这个数字则是2％~5％，甚至最高达到10％。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把个体户集中在一两条街道上集中经营，这样看似容易管理，却让个体商贩失去了分散流动经营的特色，也给群众带来了不便。济南划了17条“一级马路”，在这些马路上自然是不允许个体户出现的。即便是在家做个体户，也未必不“影响治安”。沈阳的一位“待业青年”在家做服装加工，但还是被派出所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