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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女性，廖鸿英自然关注妇女的地位在这个年代的变化趋势。在社会主义中国，毕业生照例能分到一份工作，但是某些机构却更愿意要男学生而不是女学生，虽然她发现女学生要比男学生更加用功。这让早年就憎恶剑桥大学不授予女性完整学位的她认为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足为怪，但真不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种现象。”
廖鸿英注意到，杂志和日历的封面到处印上美女的图像一事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抗议，“难道不能用女英雄来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妇女们的相片呢？”妇女们则指责出版社侮辱女性。廖鸿英写道：“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委员会以及生产队中都不乏负责的杰出妇女的事例，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成就往往超出她们的男性伙伴。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
不过这年的确有些优秀女性的照片上了报纸。如果廖鸿英注意到，定会欢欣鼓舞。吉林的曹兰英就是这样一位贤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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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改革者（1）
改革者
1983年的春节刚过，吉林市的《江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了一张“招贤榜”：船营区服装厂急需贤能，凡能在一年内实现产值120万元、利润1万元者，工资晋升一级，发奖金500元。
尽管也有人跃跃欲试，不过，当地工业局列举的数字却很不让人乐观：全厂127名工人，有40多名是退休的；贷款有29？2万元之多，另外还欠着16？8万元的外债；工人已经5个月没有领薪水了，逢年过节则是由区工业局借钱给困难职工，这些职工要报销的医药费、托儿费单据还有一厚叠；厂长在过去几年，一连换了6任。
在这个厂工作，几乎无班可上，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聊天、睡觉、打牌、下棋、织毛衣……他们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人管。甚至偷窃行为也时有发生，仓库里丢了东西，有时候反而要公安局抓住小偷之后反过来向他们“报案”。
一些想应试的人直接去了厂里一看究竟。这个厂让这些应试者望而却步：一大堆的垃圾和炉灰横亘在院中，散发着臭气，存料大棚也是歪歪斜斜。车间的机器上也都是灰尘，甚至墙角还结了许多蜘蛛网。
没有人敢来揭这“榜”。于是，当地的副区长找到曹兰英，要她来担当这个工作。曹兰英是年42岁，是吉林市汽车轴瓦厂和棉毛针织厂两个厂的厂长。几年前，她就有拯救濒临倒闭企业的经验。曹兰英有着非常敏锐的商业直觉，在轴瓦厂的时候，她就决定转产服装，并且带着几个科长一起到处去推销，生意非常好。
这年春节过后，曹兰英终于在船营区副区长的劝说下，成为船营区服装厂的厂长。不过在上任前，曹兰英向区长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登报；第二，搞好了，她不要奖金，也不晋级涨工资；第三，要允许她改革。区长同意了她的条件。
曹兰英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厂容，把这个工厂原先肮脏的环境给彻底打扫了一遍。同时也立下了一些规矩：所有工人一律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上班时间出工厂大门要有班组长的假条。上班时间不许串岗，不许聊天——一切不利于生产的行为都不许。曹兰英把这些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臃肿的机构现在也要开始精简。曹兰英精简了科室人员，并且把六个科室三个车间分成六个作业组，组长由选举产生。经济责任制在这个厂里再一次显示出威力，厂长直接管理组长，承包也直接到班组，曹兰英几乎一竿子管到底。
“承包”之后，船营区服装厂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做一套劳保服需要的布料是4？26米，现在缩减到了4？17米，过去要用5角钱的线，现在只需要1角1分钱了。“磨洋工”的人在发奖金时受到惩罚，工人开始发挥出他们自己的能量。
这个厂以前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劳保服，现在，曹兰英开始重视市场了。这年2月她去长春汽车厂，发现他们改造后的汽车没有坐垫套，便提出帮助他们加工。3月份，吉林省召开了一个东北地区汽车配件订货会，她让人拿着汽车坐垫套去参展，一下就订出了几百套，这让整个厂都备受鼓舞。
曹兰英在1983年几乎都在忙于揽活和了解市场的需要。船营区工商局想加工几个门帘，个体小摊床要加工20多个棚帐，小学要的20多套体操服这些小活也都接。经过市场调查，曹兰英认定8~15岁的童装有广阔的市场，她为此专门请了两位老师傅，负责童装的剪裁和设计，不到一个月，居然就设计出了40多款童装。这些童装上市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抢购一空。一些商店和货栈因此找上门来主动要货，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局和外商谈的童装业务也都给了船营区服装厂。一个叫文展斌的长沙的技术员甚至把自己研制的服装香液也主动寄给曹兰英搞试验，并且称呼她为“可尊敬的厂长”。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曹兰英带领下的船营区服装厂就扭亏为盈，曹兰英也因此升为区工业局副局长。报纸也称呼她为“时代的开拓者”。
这样的改革者在1983年的中国并不鲜见，他们都一方面改革内部的机制，一方面开始面对市场。上海飞达羽绒服装厂的副厂长张成林这年为了给他们的双羽牌中空滑雪衫寻找新的市场，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1月和3月两次奔赴东北三省，甚至自己上阵去充当“流动模特”，身穿轻薄的双羽滑雪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他们的新产品。他们的滑雪衫只有三斤重，比当时东北人一般都在六斤重以上的冬衣要轻上许多。
东北市场之大让张成林一行八个上海人深感走市场的必要。在哈尔滨，他们迅速在以前被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天津产品占领的市场打开了缺口，中空滑雪衫几乎来一件被抢购一件。在大庆，他们甚至得到当地市长的邀请，为大庆油田的工人做人造羽绒矿工服。两次东北之行，张成林收获颇丰，除了收到12家百货公司的30万件订单以外，真实的市场也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随后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两北（东北、西北）”的口号。
◇欢◇迎访◇问◇。◇
第30节：改革者（2）
但就在一年前，飞达双羽还碰到过困难。曾经的出口市场随着西方的经济萧条而大幅缩小，一年的生产任务仅能维持半年的生产。飞达双羽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的，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外销损失内销补”。在把业务的重点转移至国内之后，他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设计人员也设计出了70多种新款的羽绒服装。果然，国内市场一炮打响。
国内市场之大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不得不让他们继续增强生产能力。拥有垦殖基地的江西共青羽绒厂于是成为他们的联营伙伴。飞达派出了技术人员前去江西指导羽绒服装的生产，共青厂的产品也贴上了“双羽”的商标。他们的联营甚至还让市场出现了一股“羽绒热”，连江西省副省长和上海市副市长都对他们颇有好评。
会做生意的还不止是曹兰英和张成林。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收购了一批杭州制造一厂的驱虫药“噻嘧啶”，改了个名字叫“疳病痊”，半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0万元，甚至一些药店一贴出“今天疳病痊有货”的告示，就会有人排着长队购买。
这样的好销路要归功于这家厂以销售为中心的总体经营方式。白云山制药厂要求各个部门都要“面向经营，参与经营”，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来自上级的指示，而是由厂里的供销部门安排，并且随时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生产计划。一次四川发生严重的水灾，这个厂派出了一位党委副书记带着供销人员前去当地市场查看，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大了庆大霉素的生产，减少了原以为这里需要的感冒药和消炎药的生产。只几天，这个厂的庆大霉素就向四川发货了。白云山制药厂的供销部门甚至还有一些“应变权”，遇到某些药品出现降价竞争，他们还有定价权，并不需要向厂里汇报。仅在成都的医药交流会上，这样的应变权就让几个供销员拿回了1 000多万元的要货合同，这比一些省级医药站接到的订单还要多。
“老上海”的商人现在也开始焕发活力，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简称爱建公司）的刘靖基就是这么一位。从上海金陵东路的咖喱鸡饭，到淮海路上的彩色皮鞋和胶鞋；从名噪一时的美达“黑牡丹”女衬衫，到风靡上海的“飞碟”和“魔方”；从款式别致的女表外壳，到化妆品E？B？C？香雪脂……这些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几乎都和爱建公司有关。1980年，爱建公司就和街道工业公司合办了生产文教用品的精工仪器厂，这家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以塑代木的塑料三棱尺——在当时就属于国内首创，销路非常好，一炮打响。不久之后，其他文教用品厂也开始模仿，竞争开始激烈，价格下降。精工仪器厂于是开始转产“飞碟”，又成为畅销产品。之后，精工仪器厂又转产了“魔方”。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小玩意，很快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老少咸宜的玩具。尽管畅销，爱建公司却觉得这股“魔”风并不会刮太久，于是他们又开始着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
此时已经81岁高龄的刘靖基领导下的爱建，有着16字的“爱建经营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此时的上海爱建，已经有了50多个下属企业。到1993年，上海爱建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刘靖基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先后担任过江苏纶纱厂、上海宝成纱厂的职员、经营部主任和上海裕靖棉织厂的经理。1930年他与人合作接办常州大成纱厂，并任经理。1938年刘靖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立安达纱厂，任董事总经理。1942年任上海棉纺同业公会收花处常务理事、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江南水泥厂副董事长、董事长，全国纺织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靖基放弃了一度想搬迁工厂至香港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率先在棉纺同业中申请公私合营。在这以后，刘靖基担任过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主委，中国贸易促进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务。“文革”中，刘靖基受到迫害。但1979年，年近八旬的刘靖基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自己，带头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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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改革者（3）
刘靖基认为，上海工商界中有不少经营管理的能人，“中国工商业者是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击中奋斗出来的。他们在当年的特殊环境中至少办过一个企业，有的还办过许多企业。能够办下来不关门，就说明他们有一套办企业的方法，就说明他们有真本事。近年来这些经营专家在上海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一支小型的企业诊断力量。有些困难重重甚至奄奄一息的街道企业，经他们一拨弄，就逐渐有了生机，转亏为盈”。
刘靖基的经营之道在他自己看来在于“知人善任”。他说，用人首先要讲究少而精，工厂是生产单位，千万不能人浮于事。另外，一定要用真正有本事的人。过去的老板用代理人，不管是中国老板还是外国老板，一般都用真正有本事的人。企业掌握在庸碌之辈手中，很少有不垮掉的。
1983年，刘靖基考察了香港和广东的经济特区后，对特区实行的浮动工资、浮动奖金的做法备加赞赏，认为工资奖金有升有降的做法，肯定可以大大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首都钢铁公司现在也这么做了。这家工厂在1979年成为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资收入和工人的表现紧密挂钩。工厂在完成政府规定的利润定额以后，超过的部分也可以留给自己。
但也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做法。这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厂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大家讨论所得出的结论还是“提高企业素质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尽管一些人提出了“领导班子”素质的重要性，但一些人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领导有没有“革命事业心”。一些人干脆就觉得，职工“向钱看”便是素质下降，“思想状况较差”的表现。不过，“自负盈亏”倒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想法。
1983年的厂长，谁都不会比步鑫生更有名。这年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发的一篇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步鑫生一夜之间成为这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童宝根在他这篇著名的报道中写道：“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
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海盐县武原镇红星成衣社，1978年以前，靠承担商业部门的加工任务维持，20多年来企业变化不大，有时遇到经济困难，甚至连退休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改革”给了步鑫生机会。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长期依靠商业部门‘包销’，不了解市场情况，完全听凭人家的安排，企业永远没有出息”。
1979年开始，在步鑫生的带领下，这个厂生产出了双燕牌衬衫和三毛牌儿童衬衫，并且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样的变化，还设计出一些新款式的衬衫去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的情况，从中挑选出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这样，“双燕”和“三毛”就逐渐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到1983年，已经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装店经销海盐县衬衫总厂的产品，全国各地驻沪的采购员也经常到海盐来看样订货。步鑫生还采取了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方法，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销售网络。
步鑫生此时已经注意到，服装能不能销得好首先取决于花色品种是否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适应市场需要放在了第一位。这个衬衫厂甚至还有个“衬衫研究所”，专门从事新品种设计和试制工作。在海盐衬衫厂，供销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调查，出差时就去观察哪种颜色、哪种衣型最受人们的欢迎，回厂后，还要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衬衫市场的动态。步鑫生的经营方针和刘靖基有类似的地方，他特别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种新设计的黑底红花的针织涤纶面料颇受女青年的欢迎，他马上让工厂赶制出这种花型的女衬衫投放市场。这种被称为“黑牡丹”的女衬衫很快就流行全国各大城市。正当销售高潮出现的时候，步鑫生却忽然停止了这种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