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还可以佩带武器，有了他们的支持，事就好办多了。空运的话，我们持有免检证明：把国库券装在特制的箱子里，铅封并打上银行特殊印签，可以免托运、免安检，直接进入机舱运回。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话就更简单，保卫处派几个经警（经济警察）带上武器配合我们，直接就给运回来了。由于业务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进行，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银行保卫处也是全力协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们干脆请当地工商银行的保卫处帮助我们把券运到上海，我们支付必要的运输费。那一阵子，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协助我们，南去贵阳，北上沈阳，西进兰州，各省市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流进上海。随后，通过我们证券业务部和国库券买卖代理点卖给上海市民，我们赚买卖差价，投资者则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１ ０００万元，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曾有人对我们开展异地国库券交易表示担心，认为：“国库券发行是全国各省市遵照额度摊派的，你们现在把它们弄到上海，不是意味着上海的资金外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的开展并不是上海的资金外流，而是外地资金流到上海。早期我们从外省市买入的国库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场价格低５元以上，实际到期年收益率高达２０％以上，另外这些国库券到期后，财政部还支付一个多百分点的兑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最终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8）
千里运现券
不少文章谈到了我当年参与国债买卖的故事。在王安写的《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都要撤销，但是他们库里还压着１ 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了，大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变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对方报了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 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这１ 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应该说，王安写的事是真的，只是传得多了，到他那里不免有些走样。
说到我们与北方那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那笔国库券交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国家发文规定，全国各地信托投资公司，除保留有限几家外，其余一律撤销。这个文件是面向全国的，在这前面也曾有几次要求撤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但实际执行时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鉴于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几上几下的经验，全国不少地方对国务院关于撤销全国部分省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采取观望态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态度积极，即令省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限时关闭。那家信托投资公司名列撤销行列，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库里有１ ８００万国库券不好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那几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过北方城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时想起酒钱，就拿几张国库券到证券业务部，也不问价，换几个酒钱就行。当地国库券买卖柜台的经营手段也不灵活，买卖差价搞得很大，有的差价达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让人卖出而不要买进似的，不少信托公司证券部由此积压了大量的国库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并不怕积压现券，他们清楚这些现券的到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但是，那家信托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盘，就不得不解决这些库存国库券了。
通过电话，我向那家信托公司的老总详细询问了那批国库券的品种和价格情况，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为１０％，5年后一次偿还本息，也就是说，到１９９１年７月，这批券每百元连本带息值１５０元。我问对方打算卖什么价格，对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有还价余地的，那几年国库券的投资价值不受重视，这批券对方柜台的收购价估计是９０多元。我更清楚这批券在上海的价格已达１２０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答应对方的开价，这笔买卖的差价也有２５０多万元，如果压在库里，到期兑付连本带息为２ ７００万元，我们资金占用实际年收益率达２５％以上，扣除资金成本，其实际收益在５００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投资的收益。
考虑到这些，我让对方稍等，容我们商议一下再作答复。我当即把这一情况以及个人分析向公司总经理李志道作了汇报，获得了他的支持，并决定不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对方的开价。对方听了我的答复很是高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答应当天下午即派人携银行承兑汇票飞过去，对方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作出决策，甚为惊讶和佩服。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9）
今天，证券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几百万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当时，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是全国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１９８９年也只有１２０多万元的收入，一笔买卖能赚几百万元，当年就算大买卖了。我当即召*议进行安排，下午派出两个人飞赴该省进行前期接洽，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的人第二天到达。
第二天，我们到达时，先期前往的同事们已在那家信托公司的金库里清点整理打包那批国库券了。１９８６年发行的国库券面值分5元、10元、50元、100元4种，当时那家公司卖给我们的不少是小面值的券，１ ８００多万元的国库券足足装了10个麻袋和15个纸板箱，共计25件。
这批国库券必须运回去，怎么运回去？问题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认为民航最安全，可是按规定，现券押运时装现券的箱包不能离开押运人员的视线范围，这么多的行李不可能随身携带，作为行李托运既不符合要求也不安全。有人建议，可以向当地航空公司包一架小型货运飞机运回。我为此去航空公司咨询此事，对方称可以提供专机，费用也不算贵，大概3万元左右，但是人家告诉我，由于是小飞机，当天到不了上海，晚上停飞，中途还得在其他机场过夜，过夜时，他们也不能保证我们托运货物的安全。
我把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逐一比较，最后决定还是走铁路。通过铁路走，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确保安全。那阵北方省份正闹“东北虎”，一批东北籍的歹徒在铁道线上为非作歹，猖狂一时。我为此请求当地工商银行保卫处支持，他们欣然同意，派出几位经警协同我们押运这批特殊货物。
在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火车上作了精心部署。货物放在行李车厢，轮流派人携带武器在行李车厢看护。此外，在距行李车厢最近的软卧车厢，我们包了两间休息房间，三人一批，两小时一换，轮流值班。每10分钟，软卧车厢与行李车厢之间通过对讲机通一次话，如有异常，立即增援。从当地到上海，火车运行时间为36个小时。因为不放心，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行李车车厢度过的。冬天的东北，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行李车厢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厉害。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多军大衣，值班人员几乎是埋在大衣堆里。公司同去的同事们从未接触过武器，拿着纯属摆设，于是，保卫处几个小伙子在行李车厢里当起了教官，教了这个教那个。一路上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上海，行里的运钞车早早等在车站的月台上，总经理李志道等也破例在车站迎候。此后不久，国家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撤销决定有所松动，北方那家信托公司也保留下来了。那家公司老总一见到我就说：“这一折腾，给你们赚了好几百万！”
对那次经历，朱德明有这样的回忆：
12月的北方，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
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脑汁。本来特别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的同志从当地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打算包几间软卧包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0）
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松弛一刻。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里的看守就答一句：“安全。”
在上海，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的第一桶金，大都出自国债。然而，也有人不择手段地在国债市场“淘金”，最后栽倒在国债市场上。万国证券公司国债部负责人及其下属，负责从外地向上海倒运国库券，采取多倒少报的手法，把一部分差价窃为己有，后来东窗事发，遭牢狱之灾。他们可能也成为了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职业犯罪的先例。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比起个人为主的国库券“黄牛”贩子，当年工商银行系统内的国库券交易规模要大得多。规模大了，必然要进行规范化，一个全国性的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此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５元，卖出价为１０７元，则为“８５１０５５、１０７”。起初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搞不懂，还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特殊工作的。靠这个网络，我们得以全面掌握各地国库券行情，有针对性地寻找异地国库券买卖对象，使我们的国债业务迅速向全国发展。
那时，各地同行最担心的是国库券收多了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在上海，情况恰恰相反。信息网各成员单位有了我们这个买卖下家，开展国库券交易业务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此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每年一次会议，先后在青岛、成都和宁波召开过年会。我们还组织成员单位去日本考察证券市场，大大提高了成员单位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我们还在上海举办了六七期证券业务培训班，内容已不限于国债，对推动工商银行全行证券业务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好的txt下载网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1）
虞志皓曾这样回忆这段工作经历：
我接受阚总交给我的任务，在全国到处跑，走了许多城市。
一是摸行情，二也与各地商讨如何联手经营，主要是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的证券机构内。跑了一段时间，加上联络、沟通，就由我们公司牵头联合全国10家证券机构，有北京、济南、杭州、福州、广州、南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组建了全国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我们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秘书处设在上海，我是秘书长。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成员单位每个星期都要发一份电报到上海，都是数码，代表着国库券的年份、买进价和卖出价，经过我们汇总再返回去。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但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加拿大《星报》、日本《朝日新闻》及香港的报纸纷纷作了报道，都称这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是中国证券史上的里程碑。它对国库券交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此后的申银证券公司，不仅在国内早期股票发行、交易和国债交易市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还参与了国债发行、企业债发行的大量工作。在财政部改变传统的国债发行方式，改为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组成国债承销团，包销每期的国债发行业务之后，申银证券公司凭借实力，担当了多期国债承销团的主干事或副主干事。
申银证券公司还担当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大型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发三峡水电，我们认为这对证券业是一个巨大商机，立即组成研究小组拿出一份三峡建设筹资融资建议书，一是建议发行三峡企业债券以筹措初期建设资金；二是建议葛洲坝水电改制为股份制，发行股票上市，为三峡水电项目筹集长期建设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三峡水电项目筹资建议书是由我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手中的。那天，我拿着建议书来到朱副总理办公室，本打算交到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手里就可以了。不过李伟告诉我，总理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交到总理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同时担心是否过于贸然和仓促。但见到了朱副总理，我的一切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