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撞击的火花放飞爱情- 第5部分

　　我们俩，有时膀挨膀，她碰我一下，我撞她一膀。她多情的膘我一眼，那一眼可谓是情深似海，意味深长。于是，我高兴地从头到脚把她全身打量。我打量得她面逞红霞飞，嘴唇微微动，身子向我靠拢，此时无声胜有声。

　　倘若，我念完了开场白，还不见张津虹露面，我的心就会悬了起来。我的心肝五脏就象被掏空了。

　　就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日子里，就在那山河一片红的日子里，就在那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就在那众目睽睽之下，我和张津虹竟然进行着男欢女爱。这便是我们的小广播传情。

瞭望台下有我家
有人赞美那诗情画意的小桥流水人家；有人贊美那青松翠竹环抱的山野人家；有人贊美那高楼林立气势雄伟市声糟杂的都市人家；而我却津津乐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两个国家相邻的边境瞭望台下的那个家。几十年来，无论是出差、开会，探亲还是访友，都不能超过三天。一旦超过了三天，我就会想念界河岸边的瞭望台以及那瞭望台下边的黄泥巴小土屋。于是，我便魂牵梦绕，归心似箭。

　　20世纪60年代初，我就住进了界河岸边的，高高的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

　　我的瞭望台下的小土屋，离界河最近，近得可以看清楚苏联大鼻子边防军的嘴脸，可以听到对方叽哩咕嘟的说话声。有一年春天，界河那边的一辆巡逻汽车陷入泥坑里，几个大鼻子兵用力推车，累得汗流满面，我清楚的看见他们的脸胀得通红；还有每年复天和秋天，苏联的牧民在界河边草滩上打草，我清楚的看见他们挥动大煽镰的招式。还有，我在瞭望台下的小土屋里，清楚的听到苏联边防站叽哩咕嘟的人声和汪汪的狗叫声。

　　我家的黄泥巴小土屋一至与高高的瞭望台相依相伴。几十个春秋，寒来暑往，风雨与共，从不分离。

　　我听惯了瞭望台上的哨兵的说话声音，以及风吹着瞭望台顶上的红旗哗啦啦的响声。那些声音就如同经久不息的轻音乐，在我的黄泥巴小土屋顶上回响不绝。为我的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打着节拍。伴着我进入一个个甜蜜的梦乡。又伴着我迎来了一个个清新明媚的早晨。

　　我看惯了瞭望台顶上的那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它飘扬在蓝天白云端。看见那面五星红旗，我就精神飞扬，就觉得生命的质量在升华。是我久住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全部生活的象征。

　　当年我骑马挎枪，巡逻在100里边界线上的时候，我们的铁骑南上穆斯岛冰峰，青石板上烙大饼，黄羊肉炒野大葱，我躺在帐篷里看<；<；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北下歇里库木沙漠。1963年春，边界农场初建，白手起家，连手铁锨，十字镐的把子都没有一根，为迎接春耕生产，我和战友们踏着没膝盖深的积雪，步入北沙窝白桦林中砍工具把子。

　　我能够成为一名边防战士，能够为祖国安宁和富强，扎根边界感到自豪和光荣。我甚至津津乐道：”十亿神州，十万万同胞，能有几人象我一样，住在国境线上的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屋里！”

　　当我和一位年轻、漂亮、纯洁、善良的姑娘共同住进了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里的时候，我便常常在暗中庆幸我的家在瞭望台下。

　　那时候，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边界上时有枪炮之声。白天常有苏联的飞机，飞过界河，飞到我方边境居民区，飞机飞得很低，在黄泥巴小屋顶上肆意盘旋，螺旋桨扇起的风，将堆放在屋顶上的柴草吹落满地。地上的人可以清楚地看见驾驶员的面孔。而每到夜幕降临，便有五顔六色的信号弹，从界河那边升上天空，弧光划破黑沉沉的夜空。还有深夜里，界河那边传来一阵阵”哒哒哒”的枪声和　"；汪汪汪"；群犬的狂吠声。年轻的妻子常常吓得钻进我的怀里。我便紧紧的把妻子抱在怀里，安慰道：”不要害怕，我们的房子就在瞭望台下。瞭望台上紧握钢枪的解放军为我们站岗放哨。瞭望台是我们安全后盾。”在战备紧张的那一段岁月里，常常有人说苏修的坦克会冲过界河，开到我们这边来。于是，我便常常突发奇想：我家的小土屋就在界河边，距离苏联边防站那么近，界河那么小，我就从家里挖一个地道下去，挖过界河，一直挖到苏联边防站大楼底下。他们的坦克一旦开过界河这边来，我就带着妻子在家里下地道，钻过界河，钻到他们边防站里去。和他们来一个大换房。当然，奇想终归是奇想，苏联的坦克不曾冲过界河这边来，我也不曾把地道挖过界河那边去。当然大换房也就没有换成。

　　于是，我的一双儿女在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里来到了人间。儿女们在瞭望台上的哨兵的说话声，和瞭望台顶上的风吹红旗哗啦的响声中长大成人。他们由蹒跚学步的幻儿，成长为有胆有识有主见的成年人。他们是喝界河水长大的。儿子志在大漠，成为塔克拉玛干大漠石油开发大军中的一员。女儿单人独马走南方，到广西农垦大学里当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去了，我依然在瞭望台下的小土屋里辛勤笔耕，终于有许许多多小花儿开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和草原。然而人也在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里变老了。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我由一位黑发青年变成了一个　"；要地方支授中央”的秃笔翁。

　　我家的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就如同一座国际时局的观测站，风云变幻的晴雨表。1962年战争状态笼罩100里边防的时候，一批批边防军战士，手上端着上了刺刀的闪着寒光的钢枪，押解着一群群被苏联迁返的越境犯，从我家的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门前走过。那时候，边境地区没有汽车代步，边防军战士押解着越境犯要步行20多公里到边界县城。当时边境上流传着这样几句话：”越境犯，大坏蛋，劳改三年试试看。”　因此，每当我看见被枪杆子押往内地的那些被苏联迁返的越境犯人，就会想到他们是要去劳改的。那些被苏联迁返的越境犯人，一个个面无表情，低垂着脑袋，看着自己的脚尖走路。他们除了身上穿着黑布棉衣之外，别无他物，每一个人都是空垂着两只手。他们一个个仿佛都害怕抬头看见了瞭望台顶上的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伊塔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冬天，从我家瞭望台下的黄泥巴小土屋门前，被边防军用枪杆子押着走过去的越境犯人，每隔三五天就有一群。每一群都有几十人。好象持续到了第二年春天。当时我就想：这些人为什么要越境？为什么要判国？我就不觉得苏联那边有什么好！

　　如今，骚乱的边境安宁下来了，紧闭了30年的海关大门重又敝开了，界河两岸平静了，就连天上的飞机也不越界了，地上的探照灯也不侵犯我方夜边界了。于是，瞭望台上便常有豪放的笑声，从我家的黄泥巴小土屋顶上成串的坠落下来，掉进了我的耳朵里，落到我的心田上。于是，我常常站在瞭望台下的小土屋门口，看着一批批嬉笑颜开的国内外宾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在我家的瞭望台下的小土屋门前走来走去，或指点江山，或谈笑风生。

　　每当国内外宾朋从瞭望台下我家的小土屋门前走过时，都会投来一束束羡慕的目光。我领会那些羡慕的目光。那分明是在说：”这一户人家住在这里真是荣幸！”于是，我越发的暗暗自豪和庆幸了。

　　我家的瞭望台下的小土屋哦！又如同一面紫铜镜，映照着边境上的变迁！”

　　我家的小土屋背西门朝东。座落在界河岸边。被称作西北边境第一家。站在小土屋门前，可将边境小镇尽收眼底。

　　1962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边境被划为　"；禁区”。海关关闭，外贸撤消，人去屋空。瞭望台下的小镇，一片荒凉孤凄。一条由瞭望台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门前东伸的黄土路，由于几乎断绝人踪，也慢慢的与戈壁混为一色。边界上除了不多的边防军和兵团值班战土骑马挎枪来回活动之外，再无一个老百姓。

　　1963年边境小镇开始重新建设，新疆兵团的军垦战士开进了边境禁区。他们挖渠道，平沟塘，筑水库，垦荒地，修路架桥，植树造林，建设家园。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奋斗，终于建成了有祖国西北”小江南”之美称的现代化国营农场。

　　如今，从瞭望台上看去，百里边境，田成方，林成网，条条水渠载着萨吾尔山的冰峰雪水，在绿柳林中欢快地流淌。高山人工湖里，金鲤跳跃，小船飘荡。8万多亩自压喷灌农田，艳阳映照着雨丝儿，云騰雾绕，滋润嫩绿的禾苗。瞭望台下的新村，鸡鸣犬吠声，各种车辆的马达轰鸣声，幼儿园里儿童的戏闹声，学校里的琅琅读书声，边防军的操练声，广播电视的乐曲声，从绿树林中腾上树梢头，打几个旋儿，在蓝天白云下汇聚成一支欢快的协奏曲，响彻太空。

　　现如今，瞭望台下的边境小镇，充满了活力。

　　一座高入云端的边境瞭望台，取代了昔日的那个黑不溜秋的木架子瞭望台。瞭望台顶上　的五星红旗和嗒面上的八个红漆大字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交相辉映，在万绿丛中金光耀眼。

　　1990年，一条从瞭望台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门前东伸的沥青公路，取代了昔日的黄尘土路。1992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开放，银行楼，教学楼，海关楼，文化活动中心楼，各个单位的办公楼，边境贸易大楼，商业楼，居民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在边境上拔地而起。说也奇怪，边境小镇几经变迁，光是邮电局就三迁地址，三建新房。边境居民几经侨迁新居。唯有我，虽然也由原来的黄泥巴小土屋，换成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式的小二楼。可变来变去，我们仍然住在瞭望台下。于是　"；瞭望台下有我家”，便成了我心目中永久的意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土作家进城
土作家是当年人们对我的尊称。是充满时代气息、打着时代烙印的称呼。是工人作家、农民诗人、赤脚医生阵营中的一名小兄弟。由于我生长在农村，成天和土坷垃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偏偏有悟性，竟然舞文弄墨，竟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百花园里探首伸足，竟然在一些报刊上有名、电台上有声。乡亲们敬佩有余，便送我一串带“土”字的光环∶土秀才、土记者、土作家。土者，字面上看是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了。可是我的实践却深深体会到它的博大涵义。它包含着农民、农村、业余等等内容。

　　我进城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把“土”字甩掉，做一名不带任何“副词”的作家。我知道茅盾先生的成名大作长篇小说<；<；子夜>；>；，是在大上海的小鸽子笼里写出来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人物的名字，是巴尔扎克从巴黎大街上的店铺招牌上摘抄下来的；世界级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不但终生安居丹麦皇城，还经常走访世界各大名城都市。中外世界级名作家，几乎没有不住名城都市的。城市是作家们互相启迪的地方，是作家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高创作能力的大学校。

　　我之所以老了老了，都未能进城，我只想用一句成语便可以说明∶生不逢时。我比共和国年长8、9岁，亲眼目睹共和国的城镇居民一批又一批被疏散到农村或山区。全国所有的城镇，都有人口上山下乡。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响遍神洲，城镇市民走出城镇当农民、当渔民、当山民、当牧民便形成了时代潮流。那年月，甭说是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的城门关闭得紧紧的，只放市民出，不让农民进。就是乡村小镇子也是镇门把守得很严的。我生活工作过的那个边界小镇，人口不过7000余，也不让周围村庄的农民进镇落户定居。因为小镇上的人是城镇户口，吃供应粮的。在那种社会大气候下，乡下人莫说进城镇落户定居，就是住一夜旅社，都要有所在的公社大队出具的证明，否则寸步难行。

　　改草开放的开天巨斧砍开了中国城乡的“柏林墙”。农民进城形成的民工潮冲开了城市关闭了年深日久的城门。我终于看见了乡下人进城的署光。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了城。我之进城是和民工进城有所不同。民工进城是挥洒汗水的；我之进城是耗费心血的。这就注定了我是进城早了些。于是我便看到了“署光”在送走黑夜迎来白天的“转换点∶署光来临的时候，还有许多地方存留着黑夜的残留物。由于我的迫不及待“赶了早集”，所以那些黑夜的残留物，都让我碰上了。不仅如此，我还碰到了由黑夜转向白天的“怪异”。也就是说城市的城门虽然被冲开了，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差别”并未一朝一夕之间全部消除。它们还要做顽强的抵抗。那抵抗的部位，恰恰是人每日三餐不可少的粮食。粮票的取消，标致着粮食定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却又冒出了“吃粮人价格多等制”。哇！瞧啊！吃粮人价格等级就象一部“长长的阶梯”。什么人吃什么价格粮，真可谓三六九等啦！国家干部吃“低价”粮、城镇户口吃“平价”粮、个体商户吃“中价”粮、进城打工的吃“议价”粮、我在城里吃“高价”粮。不平等的吃粮价格会说话，它告诉我∶城里不欢迎我！于是我便撤出了城市，退回了边界小镇。

　　退回边界，经过修整，其实是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一次我走了一座中等城市。市区租不到住房，一位朋友带我到郊区，走进一片杂乱无章、狼籍遍地的村落，朋友直奔趴在村边的一间小屋。那小屋黑瓦顶子黑墙壁，远看象只黑乌龟，近看还象只黑乌龟。尤其使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垃圾，那些五颜六色，脏兮兮、臭哄哄的垃圾，堆积如山，比那间黑乌龟似的小屋子还高！都10月份了，绿头苍蝇嗡嗡乱飞。我跟在朋友身后走进小屋子，一看，哎呀！这还能住人吗？整个屋子就象一个煤窑，阴冷又潮湿。朋友拉灯，灯不亮；朋友开水，水不来。朋友自言自语地咕嘟了一句什么，就气急败坏地冲出屋子，屋外已经站了许多人，他们就象罗汉堂里的泥胎塑像，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缕，有的一手叉腰，有的双手反剪，有的抱腕胸前，那脑袋的摆法更是姿态百出，但无论怎样架势，每一颗头颅上的两个灯泡都在放光，就象一群饿狼看到食物那样的放着光。朋友仿佛是狈，仿佛是他们一伙的，一点也不惧怕他们。朋友冲他们吼道∶电呢！水呢！罗汉群里有几个“泥胎”嚷嚷道∶用电？用水？拿钱来！不先拿钱，就想电灯亮，水自来，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朋友又吼道∶电线谁掐的？！水是谁搞的？！有两个“塑像”答话了。一个说∶电线连着我屋里，要亮先拿伍块钱来。（80年代的伍块钱至少值现在50块！）声音不够洪亮，却很坚决。另一个说水管子和他家共的，要水也得先交钱。我看着面前的“尊神”们，心中暗想∶啊！这些人也许就是书上说的小市民？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不等于和妖魔鬼怪住在一起。宁可不进城，也不受这份罪！朋友无可奈何地骂了声“王八蛋”！我们便走了。

　　路上，朋友拣起一块红砖，便借题发挥，说这一块红砖可以卖五角钱，说在城里，光捺破烂都能发财！只要人肯吃苦，城里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