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６）
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我那一代的很多人开始拒绝把冷战看作是摩尼教的斗争。这又一次证明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笨学生。在其他人失去他们的信仰的时候我还坚持了很久，但最终侵入我头脑的怀疑让我感到更加迷惑。
算起来，偶尔的怀疑早在耶拿和柏林之前就出现了，我个人的越南经历起了一定的作用，我还试图抑制过这种想法。我毕竟是一个现役军人。且不说术语上最狭义的解释，军人的职业至少在那些日子里并不青睐步调不一致的东西。要成功地获得职业升迁就要抑制自己特立独行的倾向。要走在前面，你就要成为一个团队成员。后来，在研究所里学习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时候，向正统的挑战一次次地袭击我的头脑，我都身手灵活地躲避过去了。谈到教育，在研究所纯粹是浪费时间——紧张的学习就为了将来收集论据，而我竭尽全力以确保那些论据的死板。
然而，现在我的个人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我的军事生涯结束了。教育因此不仅成为一种可能，也成为一种需要。
如果剂量适当的话，禁欲这味药是可以洗涤灵魂的，尤其是对过度自爱的有效解毒剂。在美国军队内部度过的23年，我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发现在军队外面我却一无所获。在军营这个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世界中，我很快成长为一名普通的军官。而在我脱下军装的那一刻，这个身份消失了。我随即开始正视自己的渺小，这是很多年前我就应该学习的有意义的课程。
当我朝着教师和作家这个新的职业朝圣一般地蹒跚前进的时候，通常意义上的“雄心”这个词开始消退，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渐渐地，功名利禄的追逐已经不再是主要关注的东西。财富、权力和名声已经不再是渴望得到的一切而是需要分析的课题。历史——尤其是对冷战的惯常描述——再也回答不了什么问题；相反，它却成为一个个谜团。最让人寝食难安的是下面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对铁幕那边的现实有如此深刻的误解？
序言（７）
难道是我关注的不够？或许是我被蒙蔽了？带着这样的问题，同时又见证了“漫长的90年代”的画卷徐徐展开——这段历史记录着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美国的自负达到了令人错愕的新高度——我意识到我完全误解了美国敌人带来的威胁。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比误解“他们”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误解了“我们”。我以为自己最了解的其实是我最不了解的。这里，教育的必要性显得尤其紧迫。
小布什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自由行动把我完全推向了反面。那些曾经看起来很基本的要求——尤其是与美国权力的良好初衷有关的要求——现在显得是如此荒谬。发现一个表面上热爱和平的民族信奉着一种预防性战争的信条，这种冲突太强烈了，无法让人释怀。决策者们轻率地将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目的不明且没完没了的“全球反恐战争”之中，他们根本不清楚胜利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以及要花费多大的代价。他们愚蠢和傲慢的水平历史上只有精神不太正常的德国军阀才能与之匹敌。在遏制政策的时代，制定政策的时候，美国至少还保留着坚持原则的伪装；而现在，最后一点原则性也让位给了幻想和机会主义。为此，我由青年一直坚持到中年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y米y花y在y线y书y库y ；http：//bOok。MihUA。NEt
用什么来填补那被抛弃的信念呢？只是简单地把传统的观念倒过来吗？用一个新的摩尼教教义取代老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理论——美国取代苏联成了世界邪恶的源头——这是不够的。真理的接近需要对传统的观念——现在的和过去的——进行不懈的探察和审视。开始我还有些迟疑，但随着自信的增加，我发誓要完成这个任务。
这样做需要甩掉几十年来形成的服从习惯。我的成人生活都是在连队中度过的，只模糊地意识到对组织的忠诚给视野带来的局限。要想获得独立就要求我首先要弄清楚在社会化过程中我接受的哪些东西是不可怀疑的。接下来就是使教育成为可能的准备步骤。经过几年的时间，我已经聚拢了一大堆的砖头瓦片。现在，可以开始了。我时不时地发现，被认为是传统观念的东西经常是错误的。采纳上流社会的观点来证明某人的可信度——政治世界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借此获得进入某个内部圈子的资格——类似于从事卖淫活动以换取期票。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愚蠢透顶的。
序言（８）
这本书的目的是对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进行考察，也就是那些用以界定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全球支配地位的时代而今落下帷幕——所遵循的治国传统的假定、习惯和规则。这一战后传统结合了两个要素，每一个都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国的集体意识中，至今不衰。
第一个要素确定了一些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国际秩序应该发挥作用，而且由美国负责来推行这些准则，即所谓的美国信条。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信条要求美国——只有美国自己——领导、拯救、解放并最终改变世界。亨利…卢斯（HenryR*盠uce）创造了“美国世纪”这个词，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宣言，阐释了全球领导这个外延广大的概念。早在1941年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有影响的发行人就激励民众“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全心全意地履行我们的责任，对全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卢斯因此抓住了这个信条甚至是延续至今的本质。и米и花и在и线и书и库и ；book。mihua。net
卢斯的美国世纪概念，即美国毋庸置疑地领导全球的时代，在华盛顿尤其得到了响应。他号召性的词语在国家政治词库中找到了一个稳固的位置。（我一下子想起了90年代的新保守派为了推动更为激进的美国政策将他们的企业命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卢斯扩张性的特权要求也在美国得以执行。即使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当公众人物提及美国领导责任的时候，他们都表示出对这个信条的忠诚。除了对上帝和“军队”充满敬意之外，对卢斯信条的坚持实际上已经成为在高端办公室立足的必要条件。怀疑这个信条的话，你的声音就会被淹没在国家政治的喧嚣之中。
但我们还要注意，卢斯赋予美国人的责任有两个要素。他写道：“美国人不仅要选择他们施加影响的目的，还要选择手段。”这里，我们碰到了美国战后治国传统的第二个要素。
序言（９）
提到方法，这个传统强调行动主义而不是因循旧例，硬权力胜过软权力，压服（通常指“仰仗力量进行谈判”）而不是说服。重要的是，信条中所描述的全球领导实践迫使美国维持着远远超过他们自卫所需的军事力量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基本上对军事力量和组织是持怀疑态度的，如果不是完全敌意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这个态度发生了改变。对军事力量的偏好成为美国性格的核心。
到20世纪中叶，“五角大楼”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五边形的庞大建筑。像19世纪末期的“华尔街”一样，五角大楼已经成为了庞大的海怪，行动诡秘，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尽管华尔街的权力集中一度激起人们深深的恐惧和怀疑，但美国人一般还是认为五角大楼的权力集中是温良亲善的。大多数人发现它是让人放心的。ㄨ米ㄨ花ㄨ在ㄨ线ㄨ书ㄨ库ㄨ ；http：//book。mihua。net
一些曾坚持认为常备军是对自由的一种威胁的人们现在开始相信自由的维护要求他们把资源挥霍到武装力量上。在冷战期间，美国人总是担心自己落到苏联人后面，即使五角大楼一直保持着全面的优势。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单纯的优势已经不够。但凡有一点全国的争论，毫不含糊的持久的全球军事霸权就成为全球领导的必要述词。
每一个军事强国都有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对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而言，是国家动员——武装起来的人们被大革命的理想激励着。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对海洋的控制，一支海军主力部队加上一个遍布全世界——从直布罗陀到好望角到新加坡再到香港——的军事基地。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还有从1948年到1973年的以色列）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将灵活的战术和英勇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赢得战场上的优势。
序言（１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始终如一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章法。美国不专注于任何具体类型的战争。它不固守于任何一种固有的战略模式。没有一种军种或武器会受到永久的青睐。有时候，武装力量依赖民兵充实兵员；而有的时候又依赖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但是对过去六十年美国军事政策的考察确实又发现了重要的连续性要素。我们称它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国际和平与秩序的一点点微小需要都要求美国保持全球军事存在，这样一个始终如一的信念；配置兵力进行全球力量投射；依靠全球干涉主义政策打击现存或潜在的威胁。
信条和三位一体——一个界定目的，一个界定实践——共同构成了华盛顿试图统治并维护美国世纪的方法的精髓。二者是共生的关系。三位一体给信条的广泛要求提供可信性，而信条又给三位一体的广泛要求及其实施提供合理性。它们一起为持久的共识提供基础，这种共识支撑着美国政策的连续性，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也无论谁领导白宫。从杜鲁门到奥巴马，这种共识是毫发无损的。它界定了华盛顿坚持的规则，它决定着华盛顿规则的戒律。
这里我们所说的“华盛顿”，已经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套由一些人领导的连锁机构，无论他们是以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形式采取行动，他们都可以左右这个国家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华盛顿包括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顶级机构。它包含国家安全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防部、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诸如情报局及联邦法执行共同体等机构。其范围扩展到选择智库和利益集团。律师、院外集团、调停人、前政府官员及愿意参与的退役军官都在名单之中。但华盛顿也将它的触角伸展到政治环城高速公路之外，包括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军火商及大公司、电视网络及《纽约时报》这样的优秀出版物，甚至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这样的准学术机构。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华盛顿规则成为进入这个圈子的前提条件。
序言（１１）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五层：第一，追踪华盛顿规则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促进共识的信条，也包括信条得以表达的三位一体；第二，对这个最终的共识进行认真的审视，看看谁赢谁输，谁又最后埋单；第三，解释华盛顿规则如何得以持续存在，哪些观点是光彩的，哪些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第四，证明华盛顿规则本身是失败的，无论它们曾具有怎样的用处，它们的暗示越来越有害无益，它们的花费也越来越负担不起；最后，支持并肯定那些有关我们国家安全争论中的不怎么光彩（或者“激进”）的观点，面对现实作出合理的选择。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请读者跟我一起分享我那二十年前开始于柏林的教育过程。
华盛顿规则是在美国的影响和力量达到巅峰状态时形成的。而今已经时过境迁了。美国从1945年以来积累的威望和善意已经在逐渐减少。华盛顿发出的命令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敬重。美国再也无力沉溺于拯救世界的梦想，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的理想改造世界了。美国世纪的大幕已经落下。z米z花z在z线z书z库z ；http：//Book。MiHua。nET
同样，美国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其国家安全战略了，该战略依赖全球军事存在和全球力量投射以确保全球干涉主义政策。坚持这一战略被认为是通往和平的必由之路，美国也因此被推入一个几乎是战事不断的境地。过去十年的军事灾难就证明了这一点。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华盛顿规则的先天缺陷已经十分明显。尽管那些极力维护它的人会有别的看法，但华盛顿坚持的传统已经开始瓦解。延长它的存在也许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但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如果要为现行的国家安全范式寻找一个替代品的话，那将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尤其是如果美国人指望“华盛顿”自行更新观念的话。但是，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序言（１２）
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一贯坚持的国家安全政策也可以解释美国人所一直青睐的同我们边界之外的世界打交道的方法。该方法就是打美国手里所谓的硬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对军事的依赖给美国提供了回避认真交往的借口：美国军队的自信使其认为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想什么或者考虑一下他们的渴望与我们的有什么不同。这样，华盛顿规则强调了美国的地方主义——一种让美国不断付出高昂代价的国家性格。
固守这些规则也为回避认真地对待国内事务提供了借口。信条和三位一体可以迫使其他人迎合美国的需要或愿望——无论是为了廉价的石油、低利率贷款或者廉价的消费品——这种自信致使华盛顿拖延或忽视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问题优先于解决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的问题。支持美国军队进行解放全世界的“圣战”，却放弃应该承担的义务，不去理会美国人民自己实现自由的诉求。j米j花j在j线j书j库j ；http：//book。mihua。net
当美国人表露出一种与他人认真交往的意愿并具有认真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勇气的时候，真正的教育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