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１９５年９月至１２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②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
③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
①②③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２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４、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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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④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
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１９５６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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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的讲话中，说到１５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①１５年的计划３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尽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
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经过２０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主义。
现在学术界对三大改造问题已有一些新的看法，应当实事求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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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回顾这段历史。
如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来回顾５０年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研究：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了一些？尽管具有种种政治优势，在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否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否应当如此匆匆忙忙消灭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剥削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被消灭。在没有具备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以前，剥削也还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是不能绝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们今天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于此有过切身体会，因为犯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
１９２１年，他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完全否定了那种“直接过渡”
的观点，晚年对此有过许多论述。
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消灭剥削，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基础，否则，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方式”
，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曲折迂回的途径，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晚年不再强调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认为不应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奢望向集体化过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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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通过商品经济的交换来巩固工农联盟；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大机器将农民改造过来之前，要允许农民的经营自由。此外，他还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的调节监督，在一定限度内，应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
１９２３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还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不应当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而应当转向文化建设，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消灭文盲，建立相当的物质基础即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正是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在一个文化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历史的遗憾在于，我们党对列宁有关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论述，只是当作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本来面目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而在他开始独掌大权的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从而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开始反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１９５６年２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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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后面五个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正式表明他要寻求一条不同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意向。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①从而探索“适合中国的路线”。
②５月，他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稍后，又提出了处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共中央是考虑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提法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都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肯定。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并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了党中央１９５６年５月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６７页。
②《十年总结》（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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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据此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外，还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关于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即对反个人崇拜有保留。不过，众所周知，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当时还是表示赞同的。在八大期间，他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
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基本点就是用民主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而提出的观点。
不过，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仍是阶级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既然有了宪法，是法治国家，处理对抗性矛盾，就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镇压的对象应该只是刑事犯罪分子。大量犯罪分子在人民内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只问犯罪事实，而不问阶级成分。毛的这篇讲话是时代的产物，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是前人所没有论及的，丰富了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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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历史贡献，当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但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仍处于一种矛盾的、动摇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１９６２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①这是真的。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他不再提及八大所明确指出的中国人民现时的主要任务，只笼统地提到所谓“向自然开战”。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就换了新的提法，更表明了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摇摆和变化。对于他曾经同意过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又不以为然了，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于是提出“反‘反冒进’”
，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成为经济建设的“促进委员会”。
毛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但对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必然出现的大量经济矛盾却又缺乏认识。以上这些先后出现的现象，实质上表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急过快，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对于“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问题，当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第８２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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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疑问和讨论，即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容纳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吗？可是，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年没有允许认真展开讨论。
关于这个思想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７年的《矛盾论》，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这段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