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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３。
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
这句话（及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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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
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
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同年３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２００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５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
，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
，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常。
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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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
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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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
，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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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
，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
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
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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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以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
“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４。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
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①可是随着而来的大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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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的客观原因。
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①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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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批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
从党同国家政权关系这个大范围说，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种经验用之于执政党领导建设的时期，也就不尽妥当了。随着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在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时，毛泽东逐渐习惯于集中与专政。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①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②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属于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如“便民”
、“利民”
、“为民作主”
、“民贵君轻”等，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毛晚年很欣赏“大民主”
，这并不是表示他对民主感兴趣，而是说明他对法制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规范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抵触似乎越来越大。列宁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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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①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
无天。“
，并以此感到自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因此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多年来不仅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相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
是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削弱了法院等作用。
１９６０年开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取消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取消了各司法机构间的制衡作用。民主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甚至不能起到一种手段的作用，于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和宣传口号。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看到当时的形势，可能因感到党内缺乏民主带来的后果，毛专门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可是，紧接着在十中全会上，他又随意批判党内当时许多正确的作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日益严重的个人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