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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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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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
，于是需要“大权独揽”
，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
“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
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
“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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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
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
，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
、“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
、“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
，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
、“单干风”
、“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
，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二月逆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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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批孔（实为批周）
，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
是的，在２２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
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
，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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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
，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
，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
（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
、“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
、“一马当先”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以及“大兵团作战”
、“挑灯夜战”
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
，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
、“五七农场”
、“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
、“大而全”
，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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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
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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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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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
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