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笔者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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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
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
《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
,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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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空虚的思想”
,“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
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
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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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
为抵制“左”
倾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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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
在1939年2月间,毛在致陈的一封信和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三达德”的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
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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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
,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
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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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
,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
,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
,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孝”与“悌”
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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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
,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
,却大讲“军旅”和“刑政”
,并称“礼”与“法”
,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
、“外王”两途。
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
,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
(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
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
、“仁民爱物”
、“道中庸”
、“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中国自古以儒家伦理道德(三纲五常)
为主的人文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两者是并行发展的。这种伦理道德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旧时家家户户悬挂的“天地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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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位,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最高裁决者。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即不是引向个性解放,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个性泯灭,人身依附。儒家把道德看成为人处世最高层次,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贵贱,使人成为驯服工具。宋明理学发展到守节事大,从一而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西方近代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则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成果。
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又转眼之间跨过了原来正确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后来越来越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陷入20年“左”
的误区。
长期以来,从政治思想到经济活动,总是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而同封建主义反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这一方面合乎历史逻辑,同时,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发生的负效用,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
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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