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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就这样，说了就说了，我就听着，他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会把话隐在话里，更不会只说些鸡皮好话，而把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肚子里再来害对方。我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年，我相当了解工人，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即使有所谓的计谋，也是那种不害人的计。工人们的计谋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那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已经不叫计谋了，只是一些善意的小聪明罢了。
李师傅说自己半边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他把两边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几年，小儿子就可以来顶职，家里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李师傅没有精神的厌倦，只有来回行走于两地时身体有一些疲倦。
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工人这一身份。
李师傅的名字叫李运。
4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我们石灰窑来。
在二分厂有一种说法：老弱病残的人就往石灰窑放。就像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进来的时候，是唯一的年轻人：不足十六岁。我们属于幼和弱的范畴。其他几个进来的十几个人要么身体有点小伤残，要么就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大部分都是提前退休，好让儿女们早点进厂。工厂为了感谢这些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就破了很多规矩来成全他们的心愿，何况上面一次又一次地传闻，以后要取消这种顶职制度。这样像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大量流进了工厂这个铁炉。
肖彪良为什么要流进石灰窑，一直是个谜。原因大多只是猜测，而我天生对猜测和看热闹的事情提不起半点兴趣。肖彪良是我们工厂职工大学的大学生，是学校学生部或者是团委的一把手？是部长或书记的职务？他的成绩一直好，并且有一段在铁合金工厂里工作的经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毕业后会分配到总厂（至少也是分厂）厂办任个干部职。
我是上白班，刚做完上午的第一次事情。四月的天气凉凉爽爽的。我师傅陈芳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班长，他从工段里回来，像往常分配什么人来一样，说等会儿有个叫肖彪良的人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正好丁班缺个人。
师傅那种随意的姿态和腔调是装出来的，他在想尽可能地自然，但他天生是个单纯的人，他装不出另一种样子。他每次玩牌，他的表情都会告诉牌友他的牌好坏如何。他后来就故意装出抓到了臭牌或者是一手好得不得了的牌。大家还是知道他的牌到底怎样。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从我师傅的口中感觉到了某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预感。我们没有反应就坐进了休息室，几个人分别坐在三条凳子上。几分钟时间，我们都听到了工段长和老窑长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好象是在交代窑长一定要把石灰窑附近的卫生打扫得彻底点干净点。领导一般到了我们这，他们总要指指点点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让工人感受到他的权利。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8）
还有另外的脚步声，应该有三四个人。门推开了，工段长、书记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进来了，窑长走在最后面，像个主人。工段长叫那陌生人坐，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石灰窑新来的同志肖彪良。实际上我们早知道了，只是需要领导的证实。大家还莫名其妙地拍鼓掌，这在我们石灰窑是从没有过的，哪有这一套，大家拍到最后可能感觉到了不自然。书记又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坐在休息室最里面的椅子里，老窑长靠在门口的工具柜边，他没有坐。
我突然感觉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站起来，把放开水桶那边的窗户推开。在我走回椅子的那几步距离之间，突然清晰地回忆起我第一次进石灰窑的场景。
大家也是这样坐着。坐着迎接新来的同志，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姿态。进了石灰窑的门，坐下来大家就是同事。我们进来的那天，不是生产期间，石灰窑的所有职工都在，我当时听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议论声，有几个声音以长辈的形式与我们说话，问我们是谁的儿子，父亲以前在哪里工作，那是长辈式的亲切。
现在只有文妹子和师傅两个人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
我们这里好多的灰。
我们以后是同事，好好做事情。
前面那句话是文妹子说的，后面是我师傅的风格，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严肃。文妹子和我师傅这两个人经常用调侃的方式唱对头戏，但他们关系很好。我们石灰窑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好的外在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我们进来与肖彪良进来是两种不同的气氛。
肖彪良只是开始上的三四个班没有说什么话。刚来的时候我们是上的第二个白班，接着是两个四点班，后面就休息两天。到我们上第一个零点班的时候，肖彪良开始说话。
前面一个月他很有分寸地讲笑话，不急不慢地说，说完了，我们笑了一会，他才突然发笑，并且会很简单的再重复一次我们已经听清楚了的重点部分。他又会让我们笑一次。他是个讲笑话段子的高手，除了后面我认识的写《国画》的王跃文比他厉害外，就无人可比了。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流行讲段子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肖彪良除了偶尔说笑话以外，他有了自己的立场，立场就是他永远站在我们话语的反方。刚开始是与我，因为我喜欢争论。我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把中国文化彻底地以不同的方式焚烧的皇帝。肖彪良马上站出来反对，他插进来的话很快，直接打击我还没来得及加固的甚至还有漏洞的观点阵地。他步步紧逼，最后我只能够顽固地守着我剩下的一个光秃秃的观点，支持的理由被他打败，他把我的观点剥了皮去了肉。与肖彪良的辩论，我几乎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告终。
他可以站在任何人的反面，只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不同于其他人的是，读的文学文化书其他任何人没办法来比。这样，他与我论的时候，就以他惯有的平缓的方式，并且站在普通人的情感立场来与我唱反调，以争取周围同事的认同。
他第二个开始争论的对象是我师傅陈芳。我师傅是个急性子，肖彪良就使出对付我的方式，等师傅急了，师傅霸蛮的脾气就会出来。这时候，肖彪良就使出在我面前不使用的招数：知识招。并且每句话里都带着复杂的笑。这一点让师傅更气，更加语无伦次。最后肖彪良在笑声中大获全胜，因为是笑的结尾，师傅多少有些面子，输了也就输了。肖彪良与我师傅争论胜败的比例是：肖彪良百分百胜。师傅偶有取胜，最终在师傅的脾气中，肖彪良在心理上也还是胜利了。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9）
肖彪良与文妹子的争论倒是输过几次，因为文妹子不仅读书多，综合素质还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应付一些，又是女孩子，并且脾气有很硬的一面，看得出肖彪良很难对付得了她。文妹子有些时候能够一一化解肖彪良的招，但也不是经常，肖彪良胜的机会还是大部分。
他不仅与我们丁班几个露风头的人争辩，肖彪良还经常与其他班上的人一一过招，甚至是找招来过。
乙班罗成性格本质是内向的，他又喜欢故意装出外向的样子，他是输得最惨的，几乎从没有辩论完就已经输了，他是输在肖彪良那种气质上。后来肖彪良调到乙班当班长，他们两个人的私交倒是很好。
肖彪良与石灰窑所有有出风头迹象的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辩论。很多人后来不想与他争，但因为肖彪良是以反方的立场出现，所以争辩根本没有办法避免，除非不说话。一说话，他就可以站在你的对面进攻。
5
在年轻一代人中，叶军兑是我们厂里最早的文学社团发展者和文学青年，他发起成立了一个炉火文学社，并任第一届社长。
他在铁合金厂工作的那几年我一般是隔四天就去他家一次。他没有住在工厂里，他在湘乡县城毫塘口村上有一栋房子。这里早就不是村的概念，与县城中心点只隔一条马路。我每次骑着自行车去他那。
他家是栋两层楼的房子，紧靠319国道，一楼外面一间租出去作为汽车小修理厂，为往来的汽车提供一些修理服务。从公路往下，是一个三十米的小坡。把自行车靠在他家的墙上，上五级台阶，就是他家的走廊。正对着的是大厅，我一般是不进去的，而是直接往左拐进楼梯间，三楼左边的一套房间就是叶军兑住的地方。其他房间是他爸爸妈妈和妹妹在住。
楼上客厅不是很大，他的书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多的。我把上次拿的书重新插回到书架上，又从里面抽出两本。
我与他以七字型的方式坐在两条沙发里。他没有具体看过我写的东西，他属于一种力量型气质的男人，他在无形中感染着我。他说，他不是很想在分厂电炉里当个小负责人，他可能会去考职工大学。
后来，总厂在职工大学的教室里开会，我在学校里看见他时，他已经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了。
我从车子前面的物件篓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本《古诗三百首》。楼梯间的门虚掩着，推开，门的左下脚与地面太近，发出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左手习惯性地在黑夜里举过头顶，从前面往身体后面移动，手就碰上了一根垂在半空中的线，抓住往下一拉，灯光马上照亮了整个楼梯间。
叶军兑在小客厅里等里，我告诉他，我早几天在中山书店里买到了这本《古诗三百首》。他说像这种带工具书类型的书完全可以买的。他告诉我，他已经回分厂准备到团委上班，可能是分厂的团支书。
后来，几次在总厂搞活动，都看见他带着他们分厂的队伍在参加。
我刚上台阶，把自行车放倒在台阶上，发出一连串的声音。他老婆说叶军兑在后面房间里吃饭。叶军兑在里面叫我，“朝晖，在这里。”我穿过一楼的大客厅，正墙上端放着一个神龛，摆了些祖宗的牌位，用红绸把木缠了一圈。不论是红绸、牌位还是神龛，都已经褪色，上面落满了灰尘，呈黑色状。大厅左边有扇小门，下七级台阶，经过一个小院子，他坐在厨房里吃饭，还有他家里的其他人。他几口就把饭吃完。 。。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10）
那天，他说，他准备去另一个分厂当厂长。那是我们工厂刚收购不久的一个化工企业。听说还在收购我们工厂周边的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
后来，叶军兑利用分厂厂长的职务之便，为文学社团拿了点赞助，搞了几次大的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到我们总厂的疗养院里搞笔会。文学社几乎是全体会员都参加，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沿韶山灌渠往西五十多公里。疗养院在水府庙的洋潭水库边上，现在是湘乡市最好的旅游度假点。山与水互相映照着青与色的恬静。
这是他再次进入文学社团领导层和准备离开文学社团的时期。
叶军兑当领导不久，总厂给他安排了一套房子，在我们宿舍后面的第九栋，同属于第二生活区。七十多栋四到五层高的楼房，按着一定的规律比较整齐地排列着。五十年代初，有一批德国专家帮助我们工厂搞建设，所以，这里有些房子外观稍有国外的气派。一行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房子的红砖全部露在外面，暗红的砖、白的石灰浆和绿色盎然的树，三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舒适得让每人在这里都很放松。我很容易地找到了他那栋房子。他住一楼，我们坐在外面的阳台上。他说，手续已经办好了，他准备成为铁合金总厂对外开发办的负责人。
后来，我很多年没有看见他，只是听说他出事了，总厂在通缉他，好象是欠了工厂很多钱。后来听说他在一个省城里做生意，做得很大，买了很多车，在几个省里都有分公司。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工厂通缉他之后的第三年，我去西北玩了一圈回湘乡。在离县城不到六十公里的地方，我一上车，就看见了他，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个样子，说话很平稳、亲近。我看到他是激动的，他相当于我的一个老大哥，比我大了十多岁，我感觉他一直在照顾着我。我是一个不会当面说对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怎样好的人。但我看到他，内心真是激动的。他说，他正在东北的一个省城里发展，他还问我知道他出事的事情不，我说当然知道。
他留了手机号码给我，后来我经常去发展的那个城市，但我没有任何理由给他打电话或者是不打电话，一切就没有理由，结果就是没有找他。
后面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一次小型的老乡聚会上，刚开始是另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突然换了一个声音，是叶军兑，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我马上赶了过去，与六七个老朋友又见面了。
叶军兑在说他昨天的事业。他说，为了发展业务他陪行长局长们豪赌豪嫖，一次上万的地赌。还说他太相信朋友，最后刀子捅得最深的都是他身边的朋友。他曾经回到湘乡家里时，还在半路上就被几十台警车追捕，而他回湘乡就他那朋友知道。他躲在一个山凹凹里，听着警笛长鸣。他也说自己被黑帮的人追赶过。他已经完全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人物，说到后面，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又有朋友的不断坑害。他设在很多省份的分公司在一个个地撤销，汽车在一台台地卖，但他在坚持。
分手之前，我们又交换了新的电话。现在又有三年没有联系，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有着独特气质的男人，一个好心的男人。
我记得他说在自己老了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拿笔来写自己轰轰烈烈的这些事情。我真不知道什么叫轰轰烈烈，我感觉工人的日子比任何人更健康，都比轰轰烈烈有意义。
《一个人的工厂》第六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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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六个班，休息两天，就这样八天一个轮回，不断重复地转。我们把休息的这两天称为轮休。
轮休日我一般是回老家农村，虽然家里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但回去一趟心里才塌实。有点像盆景，必须定期补充营养。在家里，父亲几次提到民工，他说，实际上工厂里效益的一半是民工创造的。以后的一些日子，我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不然他们就像我们工厂里的铁和矿石一样，虽然在那里起着作用，但永远都不被人注意。
我们石灰窑的二十四位正式工人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上两天零点班后，第三天和四天就上白班，第五天和第六天上最后两个四点班，第七天是上帝的休息日，我们也休息，但我们是工人，比上帝辛苦，所以在第八天可以继续休息一日。
每个班两天两天地工作，真感觉就是我们工人把石灰石煅烧成了石灰，根本没有考虑还有其他人的功劳。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机器来完成的，一般情况只要按开关就行，按动开的按钮，各种机器根据各自的不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自动停下来。机器会把石灰石和焦碳自动配比好，倒进石灰窑里煅烧，再由机器把烧好的石灰一点点移出来。微带点温度的石灰被机器运送进破碎机的大口，破碎完了，它会自动吐到下面的料坑里。我们石灰窑正式工人的工作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