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堪称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书
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随想录》
由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作家版《随想录》，为《随想录》1—5卷合集。巴老专门把他在九十年代写作的《没有神》来作为这个新版本《随想录》的代序。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这次刚刚新出的作家版《随想录》还收入了巴老在写作《随想录》期间和他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和手迹近30幅。书籍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随想录
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① 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再谈《望乡》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一月二日
结婚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相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做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