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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惟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我的哥哥李尧林（4）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八月十日写完
怀念一位教育家（1）
有一天，科学家匡达人同志对我谈起她的父亲，我说我打算写一篇怀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一年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其实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写这篇文章。那时我刚从广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经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国的梦》）里加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
《南国的梦》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游记《旅途随笔》里面，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这年春天我离开上海前曾经去医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医院，我到了那间单人病房，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说是肠癌，动过手术，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泪，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在广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空下来和一位广东朋友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见面较晚也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是为了他和朋友们创办的立达学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我说：“要是他来看一看多好！”广东朋友叹息说：“不可能了。不过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他含着眼泪加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我相信他的决心。我想到在上海医院里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兴奋起来：“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我却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师范学校由于省教育当局的干涉停办了。
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那两天我刚刚听到关于他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我和几个朋友都赞成他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
立达学园不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着岗位坚持到底。有一个学期他为学校经费到处奔走。我去过他的家不多久，那里就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学校也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的事。停战后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湾看立达学园的旧址，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这次到江湾是来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互生先生却是来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
学校重建起来，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经熬尽。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肠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开刀后，效果也不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我还记得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读到一篇赞美互生先生的短评，说他为学校筹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马路上被车（人力车吧）撞倒，给送进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离开医院后，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兰地，花去八角。他说：“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
怀念一位教育家（2）
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1）
陈仲贤先生把他写的访问记的剪报寄给我，我读了两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编译室”楼上的学习，北京某招待所楼下的长谈，我都还记得。我不把他看做一个记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读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不过他同我接触不够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随便谈一两件，例如我和其他几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为了实现“四人帮”“砸烂作家协会”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做给人们看：对我这个人他们也落实政策，让我有工作做。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这之前我们在巨鹿路作家协会旧址学习。作协的名称已经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统四连”里，当时常有小道消息说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许会放我回家，因为我已年过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协上班，也未拿过工资，我又无一技之长，只有一点虚名，“文革”期间连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说我是一只“死老虎”，毫无用处。没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学习，那位工宣队出身的四连党支部书记在门口看见我，叫我跟他到楼下东厅里去。两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向我宣布“市的领导”决定，将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处理，不戴帽子”。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说“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顶你自己看不见的帽子。没有文件，他只是翻开一个笔记本念出几句话。我没有抗议，也没有质问，当时我仍然听话，我想到“文革”前开了头的《处女地》的改译本，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是过两天他在学习会上向群众宣布关于我的决定时，就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我想：“也好。”从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处女地》躲在楼上小屋里工作。全书译完了，支部书记也没有查问过一句。这次到东厅他坐下，仍然没有文件，连笔记本也不拿出来，只是口头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报到。我仍然没有抗议，不过我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我年老多病的情况。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组织处报到，又给派去“编译室”，“编译室”是出版翻译图书的，当时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从作协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艺编辑室，我一个人却给派到“编译室”，这意味着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和在“文化四连”一样，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听同志们“开无轨电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在这里我发言的机会不多。不像在作协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学习几乎每“人”都得开口，我拙于言辞，有时全场冷静，主持学习的人要我讲话，我讲了一段，就受到了围攻，几个小时的学习便很容易地“混”过去了。换一个人开头发言也一样受围攻，只要容易“混”过学习时间，大家似乎都高兴。到了“编译室”，学习时间里气氛不太紧张，发言也比较随便，但是我已经明白这样耗费时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和陈仲贤先生就是在学习会上认识的，他到“编译室”比我迟几个月，他经常发言，容易引起人注意，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我觉得他是个不甘心讲假话的忠厚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曾同他交谈，当时多认识一个人，可能多一些麻烦，说不定旁边有人打小报告，也有可能对方就会把你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