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人道主义
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给我寄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三月风》杂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全文。朋友在第二节的小标题上打了两个圈，他在信里写道：“您大概不会把看做洪水猛兽吧。”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记得他恶狠狠地对造反派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像这样的事我还遇见不少次，像这类的话我也听见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不过我是自学，而且怀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学。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引经据典也涂抹不掉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杨沫同志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①，明明发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虽然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些在“浩劫”中被残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他们本来还可以为我国人民继续创造精神财富，但是都给不明不白地赶上了死路。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什么？
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他讲得非常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一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紧箍咒（1）
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① 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怕让人当场揪出来。在北京我们在小组会上批判过本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过作协分会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从小不善于言辞，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回忆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或者要我如何表态，虽然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来，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员“福将”。其实我的麻烦还在后头。
杂文家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紧箍咒（2）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筋疲力尽，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再有恐惧，因为我已经给揪了出来，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被称为“黑老K”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但我又不愿灭亡，在那两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时甚至以为受苦可以使人净化，表现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在这一段时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只有从各地来“外调”的造反派的凶恶的审讯中猜到一点情况，我不得不把朋友们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正被孤立起来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见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杂文家在上海，现在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熟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总比全体灭亡好。我去过干校，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日常的课程不过是劳动、学习和批斗。以后又回到机关，批斗总算结束了。最初是一个人自学，然后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以后给分配到别的单位，始终戴着无形的帽子，即所谓“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另一种“紧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单位，除了每周两次政治学习外，有时还参加大会听报告，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杂文家了。他已经解放，参加了工作，在另一个出版社。有一天我去开会，他在会场里看见我，过来打个招呼，要我散会后同他一道出去。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三个人步行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我们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只是不常发出笑声。我当然忘记不了头上那顶无形帽，他呢，虽然当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但过去的“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不过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也需要大的勇气。他的脾气没有大改变，只是收敛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经过两次大火还不曾给烧成灰烬的友情。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也还提起两个我们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华和陈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个上吊自杀，另一个据说死在煤气灶上。他们为什么死去，我至今还不明白，可是我们一直怀念他们。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脱险”的经过，还是他以前讲过的那些内容，还是那种充满感激的腔调。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有些关心我的亲友替我着急，劝我到处写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仍然安心等待。又过了两三个月，我那三间给上锁又加封、关了整整十年的书房和寝室终于打开了。再过一些时候，《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杂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断左腿的时候。
这以后我的情况大都记录在《病中集》里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过两三次医院外，我经常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他的名字，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还是各种会议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给请出来发言表态。一切照常。他的晚报给造反派砸烂以后过了十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