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骸�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河面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关于丽尼同志（2）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做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
三次画像（1）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摔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头来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以后，我还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来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了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像一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做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了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油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画，还有一些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月前才开锁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两年，朋友们看见它，都说不像，说是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但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①，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谓“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的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三次画像（2）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① 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1）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今天我回头看十一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