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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1）
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个子已经投下了引人注目的身影。这身影逐渐地生长，３０年代时长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为巨人。
１９１７年以前谁能预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１９２２年后会风驰电掣般地登上权力的顶峰？在列宁的战友们排得又紧又密的队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拨开众人，很快从后面挤出来，走进了领头一班人的行列，后来又成了这一班人的带头人。人们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宁去世以后，这一班人，这个由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领导核心，会迅速由大化小。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边，曾经跟列宁一起点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
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个分局大概对此人都比较熟悉。宪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维里打交道，都要认真地给他照正面像和侧面像。例如，巴库省宪兵局的案卷中就有这位孱弱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用这两种姿势照的像。而这位年轻人２０年后却成了列宁党的总书记。
宪兵队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写“国事犯”的模样却非常在行。一些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绍：朱加施维里“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没有络腮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２俄尺４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说话声音“轻”，“左耳有颗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干瘦”，左脚“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此外还有一二十种其他的特征。当朱加施维里－斯大林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他手下那些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也不会注意得这样细。须知，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一个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样五次逃跑成功。对于后来确定他（斯大林）的那些为数众多、成千上万潜在的敌人的命运来说，“人民公敌”哪只耳朵有痣以及身高几俄尺几俄寸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那时候的标准和比例尺已经不一样了。
我想，读者更感兴趣的，还不是未来的“领袖”在身体上和外形上可以从正面和侧面加以审视的特征，而是他到１７岁时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气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并不是从小就是“坏蛋”，像现在有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但是应当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
关于朱加施维里的童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斯大林本人不喜欢提到这个时期。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贫苦农民，后来是哥里的平民，生活极其困苦。三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约瑟夫）。但是他在五岁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痕。”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伊列马施维里认识朱加施维里一家。据他所写，斯大林的父亲，一个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厉害。母亲和索索常遭毒打。喝醉酒的父亲在睡觉之前，对这个显然不喜欢父亲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还在当时，索索就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跟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孩子变得更倔强了。母亲则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儿子身上。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儿子上了宗教小学，后来又上了宗教中学。家庭长期不和。很快，母亲就和父亲彻底分手了。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无声无息地死在一个小客栈里，由公家安葬了。
约·朱加施维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永远离开了故居。据查，从１９０３年起，他一共见过母亲四五次。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儿子那里正是斯大林当上总书记那一年。斯大林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１９３５年。儿子是否想过，正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妇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贫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机会呢？斯大林的母亲活到了很高的年龄，这次见面过了两年，直到悲惨的１９３７年的７月，才悄然死去。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
“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①
我们所知道的约·朱加施维里早年的全部情况使我们有根据推测，“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说的关于父母的那些话只适用于他的母亲。路德维希当初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
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索索掌握经文比别人快。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１０年出头的时间）。除去１０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１０年。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运的不满。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１５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
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姓氏。从１９１２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贯的。
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
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有事实为证。
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
“这是什么钱？”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
“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
１．给我的朋友彼嘉４００００卢布，
２．给格里沙３００００卢布，
３．给泽拉泽３００００卢布。
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
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
格里沙：
请收下我一点微薄的馈赠。
你的索索
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②
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在６０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Ｂ·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６０００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③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2）
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７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１９１４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④。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１９１３年１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０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