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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紒紜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
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一样。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紒紝矠
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１９２６年５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１７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
在从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２０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紒紞矠
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
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２０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２０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紒紟矠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１９２５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１９２５年４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紒紣矠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１０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