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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
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应从宽处理，威胁要对家属进行镇压，在审讯中经常使用肉刑，摧毁了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按照“司法祭司们”写的剧本扮演有损尊严的角色。总导演总是躲在幕后，由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恬不知耻地主持“演出”。
英国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泽曾写过《旧约中的民俗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叫《约瑟夫的杯子》，这一章的开头值得全文引出。“约瑟夫的兄弟们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以便在那里购买粮食备饥荒时用。当他们已经准备登上回程的时候，约瑟夫命令把他的一只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兄弟们刚一离开城市，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赶他们，命令家宰控告他们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丢失的杯子。家宰责备他们对他的主人忘恩负义，不该以偷走主人的宝贵杯子来回报主人对他们的款待和好意。‘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德呢？’他问他们。‘这不是我主人饮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吗？你们这样干是作恶了。’兄弟们被带回去，带到约瑟夫面前。约瑟夫问他们：‘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詹·弗雷泽写道，“约瑟夫特别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发现小偷而自夸。”純紦矠
当斯大林把患难“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开除出去的时候，他的插话“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弄清楚”曾使他们产生了一线希望。过了一年，当这些站到了“街垒另一边”（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的说法）的人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约瑟夫的杯子”即用来作恶和施展诡计的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俄国出版的《外交史要》一书。他翻动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浏览着书中的标题、插图、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门，外交书记和杜马书记，俄国外交家奥尔金－纳晓金、帕宁、涅谢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历届的部、司，各种会议，联盟
对于斯大林来说，所谓外交就是寻求一些办法（也可以说是某些妥协），好为实现他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宏伟计划保障良好的外部条件。作为领袖，他要使国家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时间，需要和平。必须确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价！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让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来使苏联免遭战乱的联系、关系和均势。斯大林不喜欢正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和方法，如：进行访问，召开会议和国际代表会议，举行高级首脑会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联系，派遣有全权代表参加的特别使团，举行小范围谈判。绝对必要时，双方首脑可亲自直接出面，以显示某一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来，主要的是，外交活动作为实现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应当由少数几个人来搞。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两个部门要保证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各种潜在的动因和动向，以便作出决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别注重搞秘密活动。他已然忘记，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经谴责过秘密外交，而且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８年２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陆续刊登了前外交部档案中的１００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来就热衷于搞秘密活动，所以对他来说，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要承认它有灭亡的可能沙皇们好办——斯大林这样想，随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处。君主们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他们相互联姻，召开外交会议，共同反对革命而现在面对的是扬言只要杀光几百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的希特勒
的确，斯大林曾多次想过让美国来扑灭正在燃烧的世界战火。但是，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步骤来安排同美国总统的建设性接触。一方面，这表明斯大林对大洋彼岸的这个庞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怀疑美国当时是否能在欧洲切实地做点事情。然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一封信却很感兴趣。罗斯福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信中建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一切争端。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１０年（或者２５年）之内不进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欧洲和近东地区的３０个（！）国家瞾矉矙矠。的确，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倡议既怀疑，又吃惊。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讨论美国总统如此出人意料的举动时，斯大林说道：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指望别人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些建议。希特勒决心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现在很难让他停下来。”
莫洛托夫回答：“但这一举动是高尚的。当然，和平还没有到来，也就无法估价这一举动的作用。”
他们就罗斯福的信交换了意见，决定公开表明他们对信的态度。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署名米·伊·加里宁（当然，他只是挂名，根本没有参与）：
总统先生：
我认为应当高兴地就您向德意两国政府发出的高尚的呼吁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诚的祝贺。可以相信，您的倡议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真诚关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响。
加里宁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瞾矉矚矠
然而，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３０日罗斯福接见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乌曼斯基时，总统却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苏三国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斯大林看了乌曼斯基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罗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拥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影响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便影响他们的外交方针”瞾矉矝矠。斯大林把乌曼斯基的电报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尚未意识到全球问题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群体中也只能如此。在那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时代，认为全世界应该在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并把全人类的问题看得高于阶级间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看来是不现实的。
要指出的是，虽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这些问题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研究”过了。有时他们也会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侦察机关的专家来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是，大的决策都由斯大林一人来定，他只是参考外交人民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而后者的看法最初往往并不与斯大林的意见合拍。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过，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他的亲信一起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朱可夫说：“我曾有机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问题上尤为固执；有时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门，甚至发火，而莫洛托夫却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瞾矉矞矠莫洛托夫讲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领导人几次会面的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员会主席本人只会见过里宾特洛甫。他经常在小范围内称希特勒及其周围一班人为“一群骗子”。据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冯·豪斯证实，甚至在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也要不失时机地用无异于“欺骗”一类充满恶意的字眼来攻击德国代表团。所以，在签订条约时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证明他对战争会推迟爆发的推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独裁者，所以他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曾几次回过来谈希特勒。
在同希特勒分子的关系上，斯大林几乎不掩饰自己在玩弄权术。莫洛托夫对Ф·丘耶夫讲过，当条约签订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起盛着香槟酒的杯子不无讽刺地说：
“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
当时，里宾特洛甫立刻奔向电话机（谈判是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进行的）将签订条约的情况和斯大林的话报告给在柏林的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甫又高兴地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后转过身来，令人不易察觉地向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
两国首脑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个冒险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尔什维克恶魔”。
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