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既然希特勒使用骗人伎俩，他们就可以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计划，目的只有一个：使与德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爆发。
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斯大林的其他战友看起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日丹诺夫倒还能发表一些相当独立的见解，尽管也有局限性。而总的说来，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都带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领袖”并不懂得康德的哲学，但却信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箴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无论当时对外政策中的成功还是失利，从根本上看都受制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他看问题的特点以及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念头和计划。看来，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远瞩。斯大林丧失了预断未来的能力。
在此，我必须再谈一下那些由个人作出的决定的根源。民主并不是一种陈设。要么就实行，要么就不实行。实行民主时，人民和他们的全权代表能够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不实行民主时，则由少数几个人作决定，或者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由他自己作决定。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经谴责过在重大的外交和内政问题上的那种专制的决策方法，但后来一切又逐渐恢复“原状”。其中许多决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约１０年前，我国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山国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起，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们的灾难的代名词。和过去一样，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责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寿终正寝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而我国将近１５０００名青年却阵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马扎里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这项外行的、欠考虑的、轻率的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参与过这件事吗？这项决定由真正的权威的专家讨论过吗？当初预料到我们介入这个国家的事务的后果了吗？我曾多次去过阿富汗，在我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前也去过。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并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剧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轻率，而且说明在采取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没有采取民主方式。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人们，任何解释都开脱不了那些幕后决策者的责任。历史是不承认幕后活动的。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说这些题外话并不是为了“刺激”什么人，而只是想提醒人们：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权（残暴的、软弱无力的，或者“仁慈的”）不仅是对人民的侮辱，而且势必产生往往是悲剧性的错误。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2）
看来，有三次政治行动应当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战前采取的重大步骤。第一次行动是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３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补充一些细节。斯大林当时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联的谈判态度冷淡，他看不到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办法。根据他的提议，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虑柏林方面提出的关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而几个月以前斯大林曾对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议报以沉默。希特勒当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频繁的电报“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却过于小心谨慎，认为必须考虑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和杜芒克将军的代表团进行的谈判已经毫无指望，斯大林才下了决心迈出这一步。当时正同里宾特洛甫一起在奥伯尔扎尔茨堡的希特勒已经等不及了。他需要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可以使他腾出手来。而俄国人仍试图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希特勒当时放下架子，亲自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于８月２２日，至迟于２３日，紧急接见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写道：“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有益的政治方针”瞾矉矟矠
８月２３日，两架“兀鹰”式大型运输机将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代表团运抵莫斯科。顺便说一下，由于飞行航线上的对空防御设施配合不当，飞机在大卢基地区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袭击，只是幸亏没被击落。当时曾在向德国的“兀鹰”式飞机开火的那支部队服役的利奥库莫维奇向我证实了这个事实。自然，一个由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庞大的调查组当天就从莫斯科飞抵该地区，他们要弄清是谁策划了这起“挑拨事件”。要是２３日条约签订不成的话而在前一天，希特勒把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召集在一起，宣布即将出兵波兰。英国人和法国人似乎对斯大林签订条约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是斯大林本人缺乏耐心，想不出办法，没有远见。他不明白，当时更需要缔约的是希特勒。条约使苏联赢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再说一遍，莫斯科的这个不得人心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
当然，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都已全军覆没，而英国的远征军也已被打败。这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在为希特勒效力。我们是一对一地对付德国，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战斗，战斗，同时等待第二战场的开辟。西方国家不愿意在１９３９年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本该提早开始“工作”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才建立。
斯大林清楚地记得他同里宾特洛甫在８月２３日午饭后的那次长谈。这个瘦瘦的高个子德国人向斯大林暗示，希特勒想腾出手来应付西欧可能发生的战事。斯大林一边听着德国外交部长的话，一边想着心事：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时间。国家和军队还没有作好打大仗的准备。如果这个条约能够缔结成功，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就不会形成。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当天晚上进行谈话时（谈话结束后便签订了条约），斯大林认为国家得到了三至四年的喘息时机。但是，斯大林当时就感到，在这个复杂的、动荡的世界中实行中立政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在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苏联的许多朋友看来，这种奇怪的中立好像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单方面的。斯大林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以后能坚持住，他现在需要和平。因此斯大林便采取了“秘密条约”时代的做法。我所说的还是那些“秘密议定书”，即苏德条约的附件。我很想从几个方面再谈一谈斯大林的这一做法。
第二次重大行动是将苏联的国界继续向西推移，对于这次行动，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我认为，在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之前，为了保护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居民而作出的这个决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符合这些地区劳动人民的心愿。可悲的是，这一行动（它宣告废除１９２１年的苏波里加条约）是以斯大林同希特勒就未来边界和领土“调整”达成秘密协议为条件的。也许这的确是一次妥协，就像当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然而，列宁是通过公开的斗争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当时对这一协定既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列宁指出：我们签订了苛刻的和约，但我们并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瞾矊矓矠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就未来的边界和各自的利益范围而达成的协议。我很想援引一些可以证实斯大林和希特勒有秘密协议（至于他们的协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这并不重要）的文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贝利亚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份报告：
“由于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边防部队的部署即将改变，苏联国境线上这两个军区部队的防线的长度（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已从１４１２公里扩大到２０１２公里，即扩大了６００公里。”因此，贝利亚建议成立由五支边防部队组成的西部边防军区。瞾矊矔矠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根据显然是双方在八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凯斯特林格将军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１．请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我于２２时３０分收到本国政府的答复：经过双方谈判，德罗戈贝奇市已于今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４日１８时十分顺利地移交工农红军所属部队。
２．同时，双方商定，桑博尔市将于９月２６日清晨进行移交。我再说一遍，谈判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麻烦。整个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非常高兴。
３．我认为有义务告诉你们，德罗戈贝奇市内有一些大型储油罐已经燃烧１０天了，这是我们从我们飞行员的报告中得知的。当地流传着一些恶毒的传闻，说这些储油罐是德国人烧的。请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换了我们也很需要这种东西。
４．关于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是知道的），我们已按议定书中所说的做了。我如此急切地要转告你们的就是这些。
凯斯特林格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副官
团政委莫斯克温签收瞾矊矕矠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文件。不过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斯大林认为应当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达成协议。看来，还有另外一些“细节”，其中有些至今才为世人所知，例如，把几批在３０年代曾遭到镇压而且仍在侦讯中或监禁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在舒伦堡同莫洛托夫举行八月会晤时，这位德国大使曾几次提出关于“在苏联被捕的德国公民”以及把他们交给德国的问题瞾矊矖矠。在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尤其是缔结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后，希特勒是不难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是违背那些被捕者的意愿的。瞾矊矘矠这一切分明是列宁谴责过的那种无耻的“秘密外交”。
我已经说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已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国家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长期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在看风使舵，看怎样做危害最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普通人的意志，他们忘不了２０年前是谁扼杀了他们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情况愈来愈明显，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
英国在三方谈判中拒绝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无疑说明，从法西斯德国的计划来看，希特勒将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国家。经过谈判，苏联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同爱沙尼亚缔结了互助条约，又于１０月５日和１０日先后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时维尔诺市和维尔诺边疆区已划归立陶宛）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显然，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设法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时，并不十分关心敏感的民族问题（而且他也不善于考虑这些问题）。他的许多做法是粗暴的，甚至带有侮辱性。
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强使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脱离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可避免的德国入侵的危险时刻，苏联的帮助和１９４０年接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按照斯大林（也不仅是斯大林）的看法，既完全符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全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参加了苏联分别同每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就缔结互助条约而举行的各次谈判和条约签字仪式。他亲自参加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斯大林外交的其他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步骤中，还应当提到苏联政府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６日的照会中表达的对罗马尼亚的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因为比萨拉比亚是被强行夺走的，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干什么事时不带来损害甚至灾难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在已经归复的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以及摩尔达维亚，马上便开始“筛出敌对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商人、原白卫分子、彼特留拉分子以及一些只是“值得怀疑”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过那条人所共知的悲惨路线——翻过乌拉尔山，去西伯利亚。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我已经谈过，在我同弟弟、妹妹及母亲一直住到战争爆发的那个西伯利亚村庄里，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大劳改营。它是在１９３７年用几周时间建起来的：场地很大，四周围着大栅栏，上面加了铁丝网，岗楼上站着哨兵，“犯人”一队队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劳改营里的生活大致就绪以后，便解除了对一部分囚犯的看押，甚至允许他们在村里散步（跑是跑不了的：距铁路有１００多公里远，其间都是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警卫）。母亲在一所七年制学校当校长。在校学习的是劳改营看守人员的子女。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两个囚犯被派到学校来整理旧图书。其中一个叫胡杰尔斯基，他自称是“从华沙附近”来的，另一个人的姓名我不记得了。胡杰尔斯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把图书整理得整整齐齐。母亲常给他们带些土豆、牛奶。我记得胡杰尔斯基讲过，他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有钱人。这个老头总是一个劲地向母亲解释说，他根本不是有钱人，是搞错了可眼下竟被判了１０年冬天他已经不在了。老人没能经受住劳改营的磨难。经历了这种遭遇的人有多少啊！
斯大林力图用经济、事务和边界等方面的协定来加固苏德中立协议的地位。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生性极好猜疑，柏林的一些举动竟未引起他的警觉。例如１９４１年１月，德国人拒绝签署长期的所谓“事务性协定”，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仅仅限制在１９４１年。可是斯大林曾被告知，在缔结苏德伊戈尔克河至波罗的海一线之间边界的条约的前夕，德国官员主动作出让步，没有为每一座“山丘”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在边界问题上是经常发生的。《真理报》的社论兴高采烈地指出（而不是有所警惕），“边界条约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极短时间内缔结的”。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3）
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本来应该意识到，德国人之所以不重视边界问题，是因为这些边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临时性的。从与“巴巴罗萨计划”同时制定的“奥登堡计划”来看，帝国未来的边界应当向东大大推移。元首关于“生存空间”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然而，斯大林缺乏真正的雄才大略，不能对这样或那样类似的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他已经完全被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