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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但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一星期白俄罗斯首都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
７０年代后期，大约在１９７６年或是１９７７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２０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１９４１年７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
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
“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
“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
“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１９４１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紓紝矠。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6）
莫斯卡连科终于慢慢地谈起来了元帅回想着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大使拒绝为这件可疑的事情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６月底至７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有的是机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周内显然没有表现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在战争胜利以后长期而又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种“宏伟气魄”。真正的领袖、统帅，一般说来都正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极端异常的环境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宏伟气魄”的。在普通条件下当一个英雄、天才、偶像要简单得多。正如塔尔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问题正在于库图佐夫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总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苏沃洛夫在攻占伊兹梅尔的那个夜间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俄罗斯人民在１８１２年非同寻常的事件来临时，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紓紞矠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７月３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要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德国将军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１４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德国人显然过于匆忙了：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苏德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６月２９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德军能够侵占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１７０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紓紟矠。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
后代人只会感到惊奇，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1）
７至８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７月１０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８月８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６月３０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７月１９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７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
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１６至１８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德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过即使在这以后，他也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里有一份１９４２年斯大林亲自写下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名称，大概也没有意义。看来斯大林一面发出指示，一面在思考问题，匆匆草就了这份文件，连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难读懂它：
１）第４０集团军——７步兵师＋２坦克旅。
２）卡图科夫——去第４８集团军背后。
３）米舒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