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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虽然在前线度过了漫长的战争的１４１８个日日夜夜，但是对斯大林的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以及６０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起来的那一套关系体制中，真相始终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它们都经过重新调配、裁剪，发生了变形。
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甚至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对回忆录进行审查。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写。任何一本书都要经过认真的检查；不能写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的镇压，不能对斯大林的“统帅天才”表示怀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鲁晓夫后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对胜利的“特殊贡献”。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确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变，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据掌握的证据，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删节来压缩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据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的遗孀说，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疗养时曾对她谈到他为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许多著名的老战士，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但他们有时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却不得不对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时能讲真相的时代还未到来。
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我完全不是想说他是平庸之辈。我要根据文件和证据竭力证明，这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时，常常把“胜利的代价”这样一个衡量他的“统帅才能”的极重要的标准置于“镜头”之外。今天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书中指明，国家和军队在１９４１年６月的处境，完全是那个后来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通常人们会立即反驳：“你为什么要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对，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独裁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在回顾过去时这一点决不能忘记。
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遭到极大的牺牲时没有丧失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战争初期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遭到的毁灭性的失败，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遭到的惨败以及这场战争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于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下面一类的话来说明一切，例如：“由于苏军行动失利，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不能永远隐瞒真相，祖国的几十万儿女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给抹杀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国人民能在既有“伟大领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支持住并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为什么还要害怕真相呢？
在这一章中我谈谈斯大林的统帅才能。在给这个战争时期占据着国家一切最高职位的人画像的时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会画得不完全的。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大元帅是否有统帅才能？斯大林在战争的各个时期是否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统帅？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将领在他的统帅活动中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在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损失比敌人大１～２倍？
拿破仑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曾经指出，统帅“应当具有同样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个统帅不单是需要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
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过高。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
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④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1）
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２５０日（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１６年７月２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
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
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８月８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１９４１年５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
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
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
“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
“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
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必须带上准备好的建议、结论、评价。这有助于最高统帅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断人、决策者的角色。
大本营的成员们知道，在国防委员会中每一个人都负责一定的部门如弹药、粮食、飞机、运输、外事等等。大本营没有这种分工。它在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管理机构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实行日常的领导。大本营在各部队的代表机构，开始“随意地”代替大本营的参事起作用。应该说，斯大林几乎不把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由于他自己不爱到外地去（除了战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最初还有梅赫利斯，虽然他们每人都担负有某种主要职务，还是经常要到部队去。最高统帅要求他们每天向他作书面报告或打电话作口头报告。如果大本营代表的报告由于某种原因被耽搁或让人转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这样做时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由于报告作得不经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