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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无情的。这些行动可能会给占领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对于很多苏联人来说，他们的住所就是最后的可怜的避难所，他们指望在那里熬过动乱的年代，等待自己的人回来，拯救孩子们！谁能说出在这道命令中什么更多些：是作战的合理性还是丧心病狂的残忍性？这个决定具有斯大林的特点。他从来不怜惜人，从来不！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同胞死亡，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现在事后争论斯大林关于在接近前线地带焚烧居民点的决定是徒劳无益的，但是这道命令是令人厌恶的。里亚申科大将对我谈过与实现这道可怕的命令有关的一个插曲。１９４１年底，里亚申科回忆说：我指挥一个团。我们担任防卫。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村庄，我现在记得叫班诺夫斯科耶和普里希布。师里下来命令：烧毁我们能够烧的一切村庄。当我在地下掩蔽部中进一步研究如何执行这道命令的细节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通信兵，不顾一切上下级关系，突然插话说：
“少校同志，这是我的村庄那里有妻子、孩子、妹妹和她的孩子怎么要烧毁？！要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的！”
“你怎么乱插起嘴来？我们会安排好的。”
打发走这个军士以后，我们同营长们开始考虑怎么办。记得我说这道命令是“荒谬的”，为这句话我差一点要付出血的代价。须知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是集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救了我，这才没有受到特别处人员的追究。而这两个村庄，我们得到师长扎莫尔采夫的允许，在次日早晨攻占下来里亚申科最后说：这样，这两个村庄才幸免于火焚之灾。他说这话时好像又暂时回到了那遥远的残酷的时代。
还可以再看一份斯大林口授的文件：
送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１日１时５０分，第１７０００７号命令。
在１月１１日，无论如何不得迟于１２日，必须攻占勒热夫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本营建议利用该地区现有的大炮、火箭炮、空军向该城猛烈袭击，即使该城受到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
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报告执行情况。
约·斯大林紒紤矠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5）
可惜，在战争爆发前夕，当侦察机关、军人、苏联的友人报告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准备好要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突然袭击时，斯大林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决心。而现在却要“对勒热夫城进行猛烈轰击”了。当你读到大本营的无数文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阻止敌人、击败敌人、把敌人从祖国赶出去时，你会敏锐地感觉到，灾难的规模本来不至于这样大。而现在，斯大林为了显示自己的意志、无情、决心、统帅的坚定性，便毫不犹豫地准备由自己来烧毁、破坏、消灭由自己同胞亲手建造的一切。不错，客观情况常常使得你非这样做不可，桥梁、火车站、工厂在退却时都需要加以毁掉。但是，俄国农村的农舍未必能够成为占领者的避难所。
我想，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需要编成专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苏联人前所未见的献身精神、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永不熄灭的希望、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人民对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论当我们的军队退守伏尔加河还是进军柏林时，普通的苏联人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斯大林寄来了信件表示支持，他们怀着爱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前方，恳求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前线。斯大林在大本营的千万份文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蓝色铅笔留下的字迹只是证明，它的主人在整个战争中义不容辞地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献给同恶势力进行的极其壮烈的斗争，而就是这些恶势力，他曾在战争爆发前夕轻率地企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够构成拿破仑说的“正方形”。他从始至终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无情、残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条主义的智慧存在着缺陷。常常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领袖”的元帅杖所指出的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大概可以说，并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围的军事领导人，最终使大本营成了集体的战略领导机关。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1）
战争的磨盘改变着人类的命运。漫长的四年，战争要求不断作出牺牲。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挥岗位，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看得更远些，考虑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战争的舞台想象成这样：两支军队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上“对阵”。他不善于抓住局势的各个主要环节，无法理解例如为什么巴甫洛夫统率下的西部战线会迅速瓦解。只是到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有人把一些缴获的文件呈报给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德国军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了多么巨大的兵力。而同时，苏联军队的战役布势却是平均铺开的。
斯大林是逐渐获得战略“眼光”的。例如，他从战争中领会的第一个教训还是在１９４１—７月获得的。当德寇占领了明斯克并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一度感觉到，大本营手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前线的“背后”显得一片空虚。接连不断地从我国腹地调集一些兵团来堵塞呈内弯弓形的、经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敌人有可能将它们各个击破。从７月间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领悟到为了可靠地持久地进行防御（以及为了有进攻的突击力量），必须经常有预备队、预备队、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甚至双梯队的布势也不能保证战线的弹性和不被敌人击破。
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斯大林都只是在应付敌人的挑战、威胁和突击。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到１９４１年底，最高统帅已经懂得，就像一本书是由统一的情节所联系起来的各个篇章所组成的一样，一场战争也包括许多具体的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后回忆道，在胜利前不久，斯大林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研究有关最后两次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当前形势以后，突然问这位大将说：
“看来这将是我们在西方的最后两次进攻战役了现在我在想，这场战争一共有多少次战役呢？”
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但是我想，大的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在内，我们已经进行了４０次以上”
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５０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１０至１５“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３５至４０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已经有１２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８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
“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紒紥矠
“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
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
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
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
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
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
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
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
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
必须立即开始把第４７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紓紛矠
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我马上就要指出，１９４１年的大多数战略性防御战役（６至７月的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同月白俄罗斯战役，夏天乌克兰西部战役，秋天扎波利亚里耶和卡累利阿战役，７至８月基辅战役，７至９月斯摩棱斯克战役及其他几次战役）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我们进行这些战役是为敌人所迫，是敌人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战役的条件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经常具有自发的性质。
在战前的年月里，组织和实施长期战略防御的问题，无论在训练和演习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如果战前有谁提出要研究在第聂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近郊组织防御的可能性，也许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叛变、背叛行为。甚至抽象地、原则地研究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组织战略防御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行动在不小程度上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提供了“保证”。
大本营和各条战线的指挥部在发出进行战略防御的指示和命令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和削弱敌人的力量，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后来，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传家们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进行这种灾难性退却的隐蔽意图看作是要用积极防御去“拖垮敌人”。苏联军队采取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战略防御大概只有一次——１９４３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欢防御，性情急躁，对防御的实质没有深刻的理解。在解决防御任务时，他力图不仅用战役手段，而且用纯粹的行政惩罚办法（类似已经提到的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２７０号命令和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８日第２２７号命令），发出一系列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各条战线后方最危险的方向上加紧阻截的补充命令。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2）
最高统帅并不具有组织战略防御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军队首长当时也不具有这种经验。同时必须考虑到，红军的大多数干部在１９４１年已经阵亡、被俘或者受伤。尽管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的形势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会战给军队提供了道义上的“兴奋剂”，敌人已经不是全线进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他们的突击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原来的“锐气”），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还不能够深刻理解防御战的特点。他很清楚，１９４２年夏天几次防御战役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１９４１年那样了。当时我国军队后撤的纵深已达８５０至１２００公里。
斯大林认为，甚至比较重大的退却也已经不太可能了。国防人民委员在就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这个节日发出的命令中断言：“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