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８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２４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１９４３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至２７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１．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２．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級紟矠。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１２个步兵师、２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級紡矠。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3）
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