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瞾矈矞矠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诞辰１００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瞾矈矟矠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思想、意志和热情的结果，时而是非常微弱的、时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迹”。“发掘”往昔的、已经不再喧嚣的、可怕的东西的遗物对此会有所帮助。斯大林主义的遗物需要长时间地加以认识。有时，除了分析具体事实，我还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哲学的方法，这种历史哲学在这里就像是向后看的“预言”。人们只有理解了过去，才能作出面向未来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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