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是值得的。他的正义都是诗的正义，正像正义应该是的那样。乞丐因为曾经不幸而到了天国去，我想不出他被送到天国里去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在清凉的晚上，在葡萄园中做了一小时工作的人们所得到的报酬与在烈日下劳作一天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可能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也许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基督是无法容忍把人当物看待，并且把一切人都一样看待的、沉闷、无生气的机械的体制的。在他看来，没有法则，只有例外。
在基督看来，浪漫艺术的核心是实际生活的合适的基础，他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基础。当人们把一个根据法律被判有罪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问他该怎么办时，他用手指在地上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当他们一再逼着他回答时，他抬起头说：〃让你们中间没有犯过罪的人先拿石头砸她吧！〃活着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值得。
就像所有富于诗意的人一样，他也爱无知无识的人，他知道，在无知者的灵魂里，常常会有接受伟大思想的地方。但他无法容忍蠢人，特别是那些被教育弄得愚蠢的人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观点，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典型，基督概括这样的人是掌握着知识的钥匙，自己却不会用，也不允许别人去用的人，虽然这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天国之门。基督发动的主要战争是反对平庸之辈，这是每一个光之子都不得不进行的战争。平庸是他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反对他们对种种思想的无法理解，反对他们萎靡不振的体面和令人生厌的正统，反对他们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和对生活中十足的物质主义方面的彻底迷恋，反对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价值的可笑的估计，在这些方面，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英国的平庸之辈的对应者。基督嘲笑体面是〃涂白了的坟墓〃，并一生坚信这句话。他把世俗的成功看做一种应该被彻底蔑视的东西，因为他从中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把财富看做人的障碍，他不愿意听到生命为任何思想或道德体制牺牲掉。他指出，形式和仪式是为人设的，而不是人为形式和仪式所设。他认为人们应该轻视〃安息日严守主义〃这类东西。他用彻底的无情和嘲笑，讽刺了中产阶级以为极可爱的冷酷的博爱、虚伪的公共慈善事业、冗长乏味的形式主义。对我们来说，所谓正统不过是一种温顺的不明智的默认，而对他们来说，正统经他们之手就成了一种可怕的毁灭性的专制。基督把它们一扫而光，他表示，精神自身是有价值的。他非常高兴地向他们指出：虽然他们一直在读法律和预言书，但他们实际上几乎毫不理解二者的真实意义。他反对他们像把薄荷和芸香一点点地调和起来那样把每一个单独的日子慢慢调和成按既定的任务安排起来的固定的日常生活。他把人完全为瞬间而生活看做是生活的最重要的价值。
那些被他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过美好的瞬间。玛丽·玛格德琳一看到基督，就打碎了她的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昂贵的香膏瓶，把香料撒在他那疲倦的、沾满灰尘的双脚上，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瞬间，她就可以永远与路得（《圣经》中人物）和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理想化的佛罗伦萨女子）一起坐在天堂里雪白的蔷薇花丛中。基督的所有训诫我们的话，都是说每一个瞬间都应该是美丽的，灵魂应该始终等待着新郎的来临，始终等待着爱人的声音。平庸只是人的本性中没被想像照亮的那一面。他把生活中一切可爱的影响都看做是〃光〃的样式：想像本身就是世界之光，世界就是由它创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能理解它，这是因为想像只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区别开来的是爱及爱的能力。但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只是当他在处理犯罪者时他才是最浪漫的。世界向来是爱圣者的，因为圣者最有可能接近神的完美。基督通过自身的某种神圣的本能，似乎一直是爱着犯罪者的，把他们作为最可能接近人的完美的人。他的本来愿望不是去改造人，也不是拯救人的痛苦，把一个有趣的窃贼改变成一个乏味的诚实的人不是他的目的，对他来说，把一个收税吏改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无论如何不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他用一种还不为世界所理解的方式，把罪恶和痛苦看做本身就是美丽的神圣的东西，也是一种完美的形式。这听起来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确实如此，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危险的，基督教义也坦白承认这一点，我自己深信它是一种真教义。
当然，犯罪者必须忏悔，但为什么要忏悔呢？这只是因为不忏悔他就不能认识到自己所做过的事。忏悔的瞬间就是创始的瞬间。不仅如此，忏悔也是一个人改变自己过去的手段。希腊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常用箴言警句的形式说：〃即使神也不能改变过去。〃基督则向人显示：即使最普通的犯罪者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只能做这样一件事如果有人问起基督，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说：当放荡的子孙伏在他的膝上哭泣的那一刻，就是把他那为了娼妇而倾家荡产以及他养的猪和因为饥饿而求乞这些事变成了他生活中的美丽而神圣的事情。大多数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思想的，我敢说，人只有在监狱里才能理解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进监狱也是值得的。
基督身上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就像黎明之前有假的黎明，冬天会突然充满诱使聪明的蕃红花提前浪费掉自己的金色、使某种愚蠢的鸟召唤自己的配偶在枯枝上搭窝筑巢的阳光一样，基督之前也有基督教徒。为此我们应该心怀谢意。不幸的是从那以后再也不出现一个基督了。我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当做一个例外，但上帝在他诞生之时就赋予他以诗人的灵魂，所以他在自己还很年轻时就已用了一种神秘的婚礼把贫穷当成了自己的新娘，用一个诗人的心灵和乞丐的身体，他发现到达完美的道路并不艰难。他理解基督，因此他也变得像基督了。我们不需要训诫手册来教会我们认识到：圣·方济各的生活是对基督的真正模仿。基督是一首诗，与其相比，圣·方济各的书仅仅是一种散文。实际上，说尽应该说的一切，就是基督魅力之所在，他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他确实没有教给人们什么，但人只要被带到他的面前就会变成某种东西，而且，每个人命中注定都要到他面前去。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和基督一起走到埃默斯（一个村子名，离耶路撒冷约12。5公里，是耶稣显现于两弟子之前的地方。译者）。
至于另一个主题，即艺术生活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你一定以为我的选择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指着里丁监狱说：〃那就是艺术生活的报应啊！〃当然，艺术生活可能会把人带到更坏的地方去，而那些把生活看做一种精明的思考，一种取决于对方法和手段的精心算计的更加呆板的人，始终懂得他们该到哪儿去，并且就到那儿去了。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做一个小教区的教长，无论他们被安置到什么区域，他们都能成功地做成一个小教区的教长，仅此而已。一个人，如果他的欲望是从事某种与自身分离的职业，去做一位国会议员或一个成功的杂货商或知名律师或法官或其他同样令人讨厌的职业，那他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成功，这是对他的惩罚，那些想要一个面具的人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但对于已具有了生活的动力，而且那些动力已在其身上成形的人来说，事情就不同了。那些只希望自我实现的人，从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他们也不能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希腊圣人所说，人们必须要〃认识你自己〃，这是智识的最初成就，但要认识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知的却是智识的终极成功。最后的秘密是人自己，即使一个人把太阳放在天平上称了，把月亮的运行也计算了，一个星星一个星星地把天堂的七层也标绘出来了，那么仍然存在着人自己，谁能计算自己灵魂的轨迹呢？当基什的儿子出去找他父亲的驴时，他不知道一个神人正在用加冕用的圣油等着他，他的灵魂已经成为了国王的灵魂。
我希望我能生活到足够长，以能够创作出这样性质的作品，这样，当我的末日来临时，我就可以说：〃是的，这就是艺术生活给一个人的报应。〃（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曾碰到过两个有着最完美的生活的人，一个是魏尔兰，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王子，他们两人都曾在监牢里度过一段岁月。前者是但丁后的惟一一个基督教诗人，后者似乎是来自俄罗斯的有着美的洁白的基督的灵魂的人。诗人魏尔兰因向兰波开枪被捕入狱，如果他杀死了兰波，他可能就要被处死。克鲁泡特金王子曾因从事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被捕入狱。他读到洛士出版的王尔德《狱中记》的删节本后，给洛士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原注）最近七八个月以来，虽然一连串的痛苦几乎毫不间断地从外界击打到我身上，但我已经与在这个监狱里通过人与物起作用的新精神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种精神对我的帮助是无法用言词来表达的。所以，虽然在我入狱后的一年里我几乎没做什么，也清楚地记得，除了因极端失望绞着双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结局！怎样的一种可怕的结局啊！〃我也确实没做过别的什么事。但现在我试着对自己说，并且有时当我不再折磨自己时会真诚地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开端！一种多么美妙的开端啊！〃事情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也可能将会变成这样。如果确实是这样，我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新人格（〃这种新人格〃指James。O'Nelson，他在1896年成为里丁监狱的监狱长，他改变了原来的体制，给王尔德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他自由地写信。译者），它已经改变了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以食生活中的恶为荣
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确实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让我们再次感谢玄学，感谢它教给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有精神是有意义的，惩罚可以用一种将会治愈而不是制造伤口的方式施予，就像施舍品可以用一种使面包在施舍者手里变成石头的方式施舍一样。这儿出现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啊不是规则的变化，因为它们被用铁的命令固定下来了，而是把规则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精神的变化当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去年5月被释放，就像我努力想争取的那样，我会带着将会毒害我的生活的强烈仇恨，带着对监狱和每一位看守的憎恶离开这个地方。我多坐了一年监狱，但仁慈一直在监狱里陪着我们所有的人。现在，当我离开监狱时，我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给予过我伟大的仁慈，在我离开监狱的那一天，我会感谢这儿的许多人，也会请求他们也要记住我。
监狱体制是绝对地完全地错误的，当我出狱后，我会尽力改变它。我想试试看。世上还不曾有这么错误的东西，即仁慈的精神，也即爱的精神，不在教堂里的基督的精神可以促使其至少可能不带过多的心灵痛苦尽管不能十全十美而产生的东西。
我也知道，外面的许多东西在等着我，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做〃我的兄弟般的风〃、〃我的姐妹般的雨〃这两样可爱的东西起，到大都市的店窗和落日，如果我要一一罗列下来仍遗留给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儿停笔：因为，上帝确实是为我，也像为其他任何人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我走出监狱时能带着某些以前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道德的再造〃就像神学的改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和粗俗的，但是，虽然宣称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愚言，那么，变成一个〃更深沉〃的人就是那些曾受过苦的人的特权了，我是已成了这样一种人了。你也可以自己判断你是哪一种人。
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设宴待客，即使他不邀请我，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自己可以做到十分快乐，有了书、自由、鲜花和月亮，谁还能不快乐呢？况且，盛宴对我早已没用了，我已经为此劳神太多。对我来说，生活的那一曲已经结束，我敢说是非常幸运地结束了。但是，如果我出狱后，我的一个朋友有了悲哀并拒绝让我分担他的悲哀，我就会为此感到非常伤心。如果他在早晨把我关在门外，我会一次次地回来，请求他让我进去，以使我分担到我有权利分担到的东西。如果他认为我不值得分担他的悲哀，不适合与他一起哭泣，我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屈辱，一种加于我身上的最可怕的羞辱，但这样的事可能不会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权利，谁能看到世界的美，能分享它的悲哀，认识到两者所蕴含的某些奇妙的东西，谁就能与圣物取得直接的联系，就能像人们所能接近的那样接近上帝的秘密。
或许在我的艺术上与在我的生活上一样，会出现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一种更伟大的激情的统一和一种直率的冲动。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我们已不再关心艺术的类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例外。不须说，我不能把我的痛苦注入艺术所具有的形式里去，艺术只有在不模仿时才能真正开始。但我的作品中必须注入某种东西：或许是语言的更充分的和谐，或是更丰富的音调，更奇异的色彩效果，更质朴的结构顺序，或至少是某种审美特性。
当玛斯雅斯的〃四肢被切断时〃用但丁的一句最可怕、最似塔西佗文风的句子说他不再歌唱了，希腊人说，阿波罗已经是胜利者了，七弦琴已经征服了芦笛。但也许希腊人是错误的。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都听到了玛斯雅斯的叫喊，这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为悲痛，在拉马丁身上表现为甜蜜和凄凉，在魏尔兰身上表现为神秘；这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的延宕的和解，表现在萦绕于伯恩·琼斯的妇人们面孔上不断出现的不满足；甚至马修·阿诺德的《卡利克雷之歌》，也用那种抒情、明晰的音调诉说〃甜蜜感人的七弦琴的胜利〃和〃著名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萦绕于他的诗歌中的为怀疑和失望所扰乱了的低调里，也隐含着同样多的叫喊。歌德和华兹华斯都帮不了他，虽然他曾先后追随过他们。当他追求去为塞西丝悲悼或为斯考尔·吉普森歌唱时，他不得不拿起芦笛奏出自己的音律。但不管弗吉尼亚的佛恩（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沉默与否，我都无法沉默。表达之于我，就像树叶和花对监狱围墙上露出的、在风中不停摇曳的黑色树枝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艺术与世界之间现在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但在我与艺术之间则没有，我至少希望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自由、快乐、娱乐、轻闲舒适的生活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不配过这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公开的丑名、长期的监禁、悲哀、毁灭和羞辱，我也不配过这样的生活至少还没有配过这种生活。我记得我过去常常说：我认为我能承受一个真正的悲剧，只要这悲剧穿了紫衣、戴着高贵的悲哀的面具降临到我头上。但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给悲剧穿上了喜剧的外衣，结果使得伟大的现实似乎也成了平凡的或奇异的或缺少风格的东西，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确有其事的，对于实际生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