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这封信以《服装的流行式样》为题发表在1891年2月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给爱德华·洛森的一封说明信中，王尔德写道：〃我不想署名，虽然恐怕谁都会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本就是他的签名。〃洛森是《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老板，负责报纸的具体编辑工作。原注
先生，关于贵报今天刊登的那篇谈男人下季服装款式的有趣文章，我想请你允许我指出这样一点，即温得汉姆先生在《伦敦保险》一剧中所穿的服装可以看做是一个新起点的基础，但其式样目前不会流行，人们关注的是它给现代晚礼服的色调带来的变化。狄俄·布西考特的喜剧《伦敦保险》（首演是在1841年）1890年11月27日在〃标准剧院〃重演，查理·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在剧中扮演主角。原注我们提到的这种服装是属于1840年或1841年的，它的魅力在于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想像选择衣服的颜色。这种选择衣服颜色的自由是我们保持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穿的黑礼服虽然在晚会上还很有价值，即可以以此将男女区别开来，就像设计师设计这种礼服时的初衷一样，但这种礼服本身毕竟是单调的、乏味的、灰暗阴郁的，只会让俱乐部生活和男人的晚餐变得单调无味。那种能使衣服加点亮色的小小的个性化色彩当今只能靠装饰在衣服上的花的颜色和式样来实现了。这真是很大的遗憾。衣服的颜色应该完全由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这将会使人愉快，并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充满五颜六色的光彩。
温得汉姆的那件非常优雅而精美的服装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钮扣的装饰性价值受到了重视。目前我们穿的外套上至少有12枚毫无用途的纽扣，并且总是黑色的，总是与衣服的颜色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阻止了它们发出任何美丽的光芒。现在我们谁都承认，当某种东西毫无用途可言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变得漂亮些，否则它就毫无理由存在。钮扣应该或者是镀金的，就像温得汉姆衣服上的钮扣那样，或者是人造宝石的，或珐琅的，或镶嵌金属的，或其他任何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东西。各种侍从们的制服之所以显得潇洒，几乎完全是归因于他们衣服上的钮扣。
这种可供考虑的改变并非突然的，或激烈的或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也并不打算引起胆怯者的恐惧，或惹怒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或让老实的平庸之辈勃然大怒。因为1840年的服装在式样和设计方面与我们今天的服装完全一样，当然领子比现在的紧点，袖口都是翻边，因为领子和袖口本就该这样。当时的裤子也比目前的款式紧一点，但衣服的基本裁剪方式是一样的。与我们今天一样，当时的一套衣服也包括一件燕尾服，一件外穿背心，一条裤子。
还有两点也需注意。第一点，衬衣上用褶边可以避免用硬挺的亚麻布做成的衣服因布面又平又光而产生的乏味感觉实际上是使衣服显得更可爱了。现代英国人晚上穿的衬衣太单调了。在法国或可以说是在巴黎那儿的衣服比我们的迷人多了。第二点是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公开露面时所穿的斗篷的美。它们是黑色的，斗篷一般总是黑色的，并且多折褶，很别致。它们鲜艳的衬边总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奇异而轻松。斗篷的披肩让人觉得温暖，代表了某种尊严，使斗篷的衬边显得更丰富、更完美。斗篷真是件可敬的东西。无论是穿上它还是扔掉它都很容易。斗篷也是一件取暖器，寒风呼啸时你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
下季的外套也会采用一种高雅的色调，这也有很大的心理学价值。它将着重突出男人性格中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一面，人们可以从某个人选择的色彩发现他的生活观。外套的颜色会是象征性的，它将成为现代艺术中奇妙的象征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背心是可以让人充分发挥想像力的部位。从一个人穿的背心可以推断他是否喜欢诗歌。这确是很有价值的。衬衫的前胸也可让人浮想联翩。人们只需一瞥就能判断出某个人是否乏味。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在巴黎，杜克·德·莫奈奥古斯都·查理…路易，杜克·德·莫奈（1859…1920）是法国运动员和花花公子，是著名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杜克先生的儿子。原注已经改变了外套的颜色。但英国人不喜欢个性化。除非众议院通过一项严肃的决议以推崇人们这样做。但真有一些能对严肃的事情感兴趣的立法者吗？他们不会全都关注于农村法庭征收农产品什一税的事情吧。我真诚地希望会有人提出与此有关的某种提议，希望第一财政大臣有一天会命令讨论某个真正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问题。一旦这项提议获至通过，那么侍从们当然也就会被要求穿他们的主人现在穿的衣服。作为一种小小的补偿，他们的工资应该有所增加，最好是加倍。
至于这种迷人服装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我想最好还是〃吾不言〃吧。事实上，当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穿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的举止却很糟糕。至少阿瑟·布希尔先生是如此，而温得汉姆先生的行为在我看来怎么都像是在为某种道德标准辩护。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举止不端的话，那最好穿着与此举止相称的服装，而不应穿不相称的服装。公平地说，在这出剧的结尾，温得汉姆先生的演讲还是蛮有尊严感，还是谦恭有礼的，而有这种举止正是因为穿了这种可爱的服装。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4月泰特街16号
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
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致乔治·亚历山大
《温德米尔夫的扇子》1892年2月20日在圣·詹姆斯大剧院首演，亚历山大扮演剧中的温德米尔勋爵，玛丽·泰勒扮演埃琳娜夫人，李丽·汉伯瑞扮演温德米尔夫人。这出戏在大剧院一直演到7月29日，随后在全国巡回演出，直到10月31日才返回圣·詹姆斯大剧院。这封信显然是在排练期间写的。原注
关于埃琳娜夫人在第二幕结束时说的话，你必须记住的是：直到星期三晚上埃琳娜夫人才冲下舞台，留下奥古斯都勋爵一个人在舞台上大惑不解。剧中的舞台说明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实际演出时演员的动作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但若改变应该立即让我知道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大吃一惊。我根本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这样做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仅此而已。这并不会改变全剧的心理因素在星期三，有人指责我没为一个事先没跟我商量过的、我也根本没意识到的场景写台词，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昨天写的新台词，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这封信从开头到〃完全可以的〃摘自A。E。W。马松1935年出版的《乔治·亚历山大先生和圣·詹姆斯大剧院》，其余部分取自王尔德原稿。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两部分是一封信，但两者似乎是同一封信。原注我希望的是埃琳娜夫人与奥古斯都勋爵的整场戏应是一场〃旋风〃戏，剧情的发展要尽可能快。然而我还要仔细揣摩揣摩台词，并与苔丽小姐就此好好商量商量。如果有人告诉了我已作了这种改变，那我也当然就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当我因为在剧院整日忧虑焦躁而病倒在床、不能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去剧院观看彩排时，若剧情有什么改变那也应该写信通知我。
至于你的其他建议，如主张在第二幕就揭开秘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准备揭露那种能使剧情紧张、充满悬念，能刺激人的好奇心，也是戏剧化的本质要素的秘密，那我就要写一出完全不同的剧本了。我就要把埃琳娜夫人变成一个粗俗、让人反感的女人，并且去掉扇子事件。观众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幕才知道温德米尔女士就要用扇子打的女人原来就是她母亲。这一秘密的揭露真是太突然了，也太可怕了。当他们知道了这一事实真相时，温德米尔夫人已经离开了丈夫的房间去寻求另一个男人的保护了，这样他们的兴趣就会集中在埃琳娜身上，而从戏剧化角度讲，最后一幕是属于她的。你们那样做也会破坏因埃琳娜夫人拿起信打开，并在第三幕中牺牲自己这件事而激起的悬念。如果观众知道了埃琳娜夫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母亲，那她的牺牲也就没什么奇怪可言了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在我的剧本中，埃琳娜夫人的牺牲是戏剧化的，是人们想不到的。埃琳娜夫人听到奥古斯都勋爵的声音时大喊一声冲进了另一间屋子，这是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发出的悲鸣。〃那么说是我输了！〃这句话若是出自为观众所知的母亲之口，其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令人厌恶的，而如果出自一个急于想拯救温德米尔夫人，但危机来临时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的女冒险家之口，则是自然的，并且很有戏剧性。你们的改动也会破坏最后一幕的戏剧性：我的最后一幕的主要优势在于剧中并没包含对观众已知的事情的解释，而是突然说明了观众急于想知道的事情，并且立即接着揭示出一个自有文学以来，还没涉及的人物性格。
你谈到的关于观众会误解温德米尔勋爵和埃琳娜的关系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演出。在第一幕，温德米尔必须让观众相信他对妻子说的话是绝对真诚的。这从台词中就表现出来了。他并没向他妻子说〃这个女人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过失〃，而是明明白白地说：〃埃琳娜女士数年前犯过罪。她现在想回到社交界。帮助她回来吧。〃对他妻子的话他并不是轻描淡写地说：〃噢，我们之间没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朋友，仅此而已。〃而是一听到她妻子的话就满脸惊恐地断然否定。
在舞会上，他对她的态度是冷漠的、彬彬有礼而又有点生硬这并不是情人应有的态度。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温德米尔也没说一句温柔并充满爱意的话。他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女人已经控制住他了，但他对这种控制感到厌恶，在这种控制下，他几乎要苦恼至死了。
是什么控制了他？这就是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花这么多笔墨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向我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我事先就已仔细地用心思考过了。剧中的每一句台词，剧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戏剧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束，我都精心安排好了，是根据艺术作品的规律安排好的，所以是不能随随便便就突然把它们改变了，这样一改，就会使得每一句台词都失去了意义，使每一次紧张场面都失去了价值。当然，根据这个素材还可以写出一部同样好的剧本，在这个剧本中观众已事先知道了埃琳娜夫人的真实身份，但这样写就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戏剧场面，完全不同的对话。我已在某种地基上建好了自己的房子，这个地基是不能改变的。我也只能这样说了。
至于我们之间的私事，我相信今晚会是非常和谐而平静的。在戏剧演出之后和我因健康原因去法国南部之前这段时间内，我们无论如何应再见次面，谈谈对剧本的解释问题，这是明智之举。
你真诚的
奥期卡·王尔德
1892年2月26日
致《圣·詹姆斯报》编辑
先生，请允许我纠正今晚贵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种错误观点，那是一篇非常粗暴、非常愚蠢的谈戏剧艺术兼抨击我的文章，是完全虚假的，十分可笑的。
事实是这样的。上星期六晚上，在演出结束、作者手里夹着香烟作过一番令人愉快的不朽演讲之后，我有幸在晚餐桌上听到了我的一小群朋友对演出的看法，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年龄比我大，我自然非常高兴地用心听他们对艺术的看法。老年人对艺术的看法当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年轻人的艺术直觉则总是令人沉迷。我不得不说：我所有的这些朋友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揭示出温德米尔夫人和埃琳娜夫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会极大地增强第二幕的心理趣味需要补充的是，亚历山大先生从前也非常坚持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并不把戏剧只看成是哑剧和滑稽剧的人来说，心理趣味就是一切。我随后决定就在揭示秘密的那一刻作些变动。这种决定，实际上早在我有机会研究《仲裁人报》和《周日太阳报》中表现出的文化、礼节和批评才能之前就已进入了我的脑子。
当批评在英国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当只有那些有艺术直觉和艺术天才的人才被允许评论艺术作品时，艺术家无疑才会有兴趣读这些文章。而目前的这些批评则平庸之极，除了粗糙的结构和粗鲁的言词外，再无一可取之处，谁又会对这样的批评有兴趣呢？这样的批评，只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出现过一些雅典人的国家造成一大批奇异的蠢人。
先生，我是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2年7月初
致威尔·罗宾斯坦
威尔·罗宾斯坦，英国艺术家（1872…1945），这时正在巴黎研究艺术。他的第一本书是《人和回忆》，其中包括很多有关王尔德和他的朋友们的材料。原注
亲爱的威尔，《巴黎之声》、《帕拉玛尔报》都刊登了消息这些消息是关于《莎乐美》被禁演的。本来这出戏已在伦敦的皇家大剧院排练了多次，演员也已配齐，但就在这只欠东风的关口，夏伯兰勋爵却于6月底下令禁演，理由是剧中出现了《圣经》中的人物。在这些报道中，至少有一篇说王尔德已宣布赴法国，因为在那儿有可能上演艺术作品。这则消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