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公安局出了这样大的事，几个小时内，群众正处在议论的热点上，工作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县委书记的到来，人们猜测着种种可能。几位副局长把县委书记和葛运成迎进小会议室。汪登生没有任何开场白，态度积极谦逊地说：“通知局机关正负股长，下属单位的正副职10分钟内到局里开会，地点你们定。时间来得及吗？”三位副局长相互看了看说：“我们分头通知，来得及，今天所有人都在机关。”
10分钟一到，汪登生、葛运成来到一间偌大的会议室。县委书记汪登生、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市巡警队副指导员邹正，以及另外一个身着公安服装的大约30多岁的高个青年。个个面色凝重，好像空气都已结成厚厚的冰块！会议室里不过30来人，人人表情都十分严峻，目光不敢转移，注视着这几个核心人物。
汪登生看着葛运成，葛运成说：“你主持。”
汪登生喉咙沙哑了许多，他连咳了两声说：“今天开会的内容，不说大家已经知道。我应该向市委检讨，向大家检讨。公安部门出了这样大的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是全国罕见的，也是可耻的。”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决定：由市公安局巡警队的邹正同志和鹿伟华同志为首组成领导小组。邹、鹿二人为正副组长。全面负责县公安局的工作。几个副局长、政委为领导小组成员。希望大家积极配合，支持市里两位同志的工作，迅速地把县公安局工作运转起来。”他在讲话中只说“现在决定”，却没有说是谁的决定。当然连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从这小小的问题，他当然看得出问题的严重性和火候。这样几句话结束了，他看看葛运成，摆摆手，低声说：“我们还另外有要事，这里的具体工作由邹正和鹿伟华同志负责吧！”
就在汪登生和葛运成刚走后，管也平给省公安厅副厅长邓辉报告了沂南县公安局长黄有仁驾驶一辆白色挂着公安牌的桑塔纳轿车逃跑的严重问题。邓辉说：“这是全省公安战线上一件罕见的大事，省公安厅将采取果断措施，层层堵截黄友仁的车子。查封全省所有交通要道，发现可疑车辆，强行扣留。省公安厅将组织有关人员，迅速赶到几个可疑地点。”
汪登生回到招待所后，他提出要单独和管也平书记谈谈。管也平说：“单独谈话是可以的，但时间不能长。11点整召开一个县四套班子会议。两办已经通知了。”汪登生看看表，时针已指在10点20分了。
管也平和汪登生来到另一间房内。汪登生垂头丧气地坐到一张沙发上，管也平没有坐在他旁边那张单人沙发上。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他的对面。汪爱生递给管也平一支香烟，管也平没有抽。他玩弄着香烟说：“老汪，今天我们避开官场上的气氛，相互以平等的人的尊严谈谈好吗？”
汪登生抽了一口烟，点点头说：“这几年，我没有做好人，害了自己，也害了不少人，想想自己，欠下的债也太多了……”
管也平看着他说：“这些年来，国家经济上去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掌了权的人忘了自己还是人。他们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当然也就失去了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用过去的话说，叫做‘忘本’。”
汪登生像被触到了什么痛处似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东西，用那沙哑的声音说：“管书记，不瞒你说，我出身很苦，也可以说是个孤儿！”
管也平吃惊地问：“怎么回事？”
“以后再说吧！今天说这话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汪登生叹了口气说。
管也平看看表说：“我不喜欢人与人之间总是板着脸，张口闭口大道理，谈话需要谈心，那才能小心相印，才有真诚。说说你的身世，我真想听听。”
汪登生掐灭了香烟，打开回忆的闸门，接着他哽咽起来。
1961年冬，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老百姓，因饥饿而丧生的人，随处可见。家住苏、皖、鲁交界处马良集的农民管保荣70岁的老母连饿带冻，离开人世。眼看一家四口无一粒粮为生。
大儿子小来七岁，小儿小冬不到4岁。一个彪形大汉的管保荣瘦得像一个人干子，看着两个孩子饿得直哭，心如刀绞！他冒着严寒，连续在外奔波三天，最后倒在大风雪中与世长辞了。全家人抱着嘴流黄水的管保荣，哭得死去活来。妻子段氏连埋葬丈夫的能力也没有，乡亲们七手八脚弄了两张芦席帮助把管保荣埋了。
殷氏再也不能呆在这个家等死了，于是带着两个儿子投奔远在浙江的哥哥。
他们娘儿三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里一路挨冻受饿。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天，这天傍晚漫天大雪越下越大。段氏带着两个孩子，只好在一个破庙里住下来。母亲搂着两个孩子，忍着腹中饥饿，相依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殷氏对两个孩子说：“小来，你带着弟弟在这里别走，妈妈去找点东西给你们吃。”
小来点点头，可当殷氏要走时，小冬哭着抱住妈妈的腿要跟着去。段氏在小冬屁股上打了一下，孩子大哭起来，段氏心疼地搂着孩子。她不忍心打这不到四岁的孩子，孩子从昨天已经饿到今早。她伤心地流着泪，知道孩子饿的难受，想吃东西啊！于是地搂着小冬对小来说：“来子，你大了，听妈话，妈弄到吃的就送回来，记住，千万别乱跑！”
就这样殷氏带着小冬出了破庙。可是这年头，谁家有吃的东西给别人！段氏带着不满4岁的小儿子挨家挨户地讨乞。或而能要到点野菜场给小冬喝两口。直到过了晌午，连不满4岁的孩子还没吃饱！可段氏心急如焚，她还有另一个孩子在那里等着她呀！到了下午，眼看太阳西沉，好不容易留下大半碗稀菜汤。当她焦急地踏进破庙的门时，有气无力地喊道：“小来，小来……”
可是没有孩子的答应，她睁大眼睛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破庙，哪里还有孩子！她跑到外面，茫茫的原野一片白。他慌了，像掉了魂似地放声大喊着：“小来，小来……”呼啸的寒风吞没了她的声音。她失魂落魄地牵着小冬，像发了疯似的，到处问人，可是却不见孩子的踪影。她一路哭一路找，可是在这荒凉的大地上，在这茫茫无边的雪地里，哪里有他的孩子！她带着小冬，怀着种种希望和等待。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从黎明盼到黑夜，从冬天盼到夏日。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母子失散了，兄弟分离了。她千百次在想着、盼着，哪一天儿子突然会出现在她的面前。
那天早晨段氏带着小冬走后，七岁的小来睁大双眼，等待妈妈带着吃的东西归来。他饿着肚子，等啊等啊！多少次，他跑到破庙外面，大声叫着妈妈，他哭了。没有等到妈妈，又回到破庙里，又饿又冷的孩子吓得无处去。直到晌午后，他以为妈妈不要他了。一个人踏着大雪，毫无目的地乱跑乱走着。在村头的一堆草旁，饿昏了的孩子倒在雪地里。天色渐渐的黑了，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发现了孩子，急忙抱起来，试试孩子的嘴，孩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他对着周围放开喉咙一连大声吼叫着：“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
冬天的傍晚，大雪纷飞，寒风咆哮。除此之外，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这中年男子抱着孩子大步奔回家，将孩子盖在被子里，给孩子喂水。孩子醒来后，面对眼前两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和女人，他哭闹着要找妈妈。他们给他吃了一顿饱饭。问孩子家住哪里，他只知道家住小王庄，没有父亲，弟弟叫小冬。天哪！这么大一个中国，到哪里去找啊！这家夫妻俩天天答应帮他找妈妈，可是哪里去找！时间久了，小来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中年男子叫汪有金，是公社会计，35岁，中等个子。夫妻俩生有一女儿小秀，已10岁。在那困难时期，他们比一般农民生活要好过得多。时间长了汪有金就留下小来做儿子了，起名汪登生。孩子也就自然称他们夫妇为爹、娘，称小秀为姐姐。
汪登生到了上学年龄，注有金把他和小秀一起送上学校。谁知这孩子，天性聪睿，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路领先。可惜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直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他还是考上大学了。
每当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往事，汪登生总是感到无限伤感。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竟然对新任市委书记管也平回忆这些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他想生养他的母亲，思念弟弟。他不停地叹着气，表情极其忧伤。
管也平的心绪随着汪登生的情绪而变化，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完全像一个编出来的离奇曲折的故事，或是作家虚构的小说。他给汪登生一支香烟，并随即划着火柴，帮他点着烟，用一种求证的口气问：“你失散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汪登生抽了几口烟说：“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读书，父亲又去世了，都还没有正式起名字，我只记得妈妈和我都叫他小冬。”
管也平点着头，自言自语道：“小冬，小冬！”
正在这时葛运成敲了两下门，管也平说：“请进！”
葛运成把门推开一条缝隙说：“管书记，人都到齐了，什么时候开会？”
管也平说：“马上开始，我们随即就到。”
葛运成退出去了，管也平伸出右手，紧紧握住汪登生的手说：“今天先谈到这里，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聊。看来你还有很多故事呢！走，我们开会去。对不起，有些工作上的事，来不及和你通气了，会上一起说吧！”
汪登生点点头和管也平一起朝会议室走去。
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除了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桌子之外，旁边摆满了软靠背椅子。管也平在前，汪登生随后，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时，20多双眼睛同时投向他们。除了县委、政府、人大。
政协四套班子负责人外。省纪委常委肖克俭和周兴标、徐启正，还有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亦健都在座。椭圆形桌旁还空着不少位置，大部分人都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管也平环视一下会场，朝圆桌旁走去，汪登生指指往日由他坐的那个首席位置，对管也平说：“管书记，您请坐！”
管也平说：“随便坐吧！”就在旁边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
汪登生在另一个空座位上做了下来，没有坐他往日的那个首席。
四套班子负责人个个都屏住呼吸，室内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窒息。谁也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尽管在通知开会时，他们都反复打听，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会。当然他们看到葛运成、高亦健，觉得有些来头不对，还有另外三个他们不熟悉的陌生领导。
有人知道兰晓平，他也在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的会呢？
管也平看看省纪委肖克位和两个处长，又看看葛运成，几乎是同时，他们相互交换了眼神。
管也平的目光在全场环视之后，然后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今天请各位来，可能大家都在猜测会议的内容，这很正常。市委和我本人都不想开这样的会。连日来沂南县发生的事，令人怵目惊心。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相信各位比我们心里都明白。
到底沂南县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这里不妨念几首民谣给大家听听，群众是怎样评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管也平说着，打开一张纸，念道：”‘公款去买官，卖官赚公款，官越买越大，钱越赚越多’。还有一首说，‘一千块钱你别想，三千四千难商量，五千六千挂个号，七千八千看看样，不上万元难给帽’。还有更直率的，‘副科提正科，得花三万多；正科提到县，得要五六万’。大家觉得怎么样？有点不顺耳，有点脸红了吧！哪位是尤滨建同志？“左边角落里站起一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过去。这位就是原县委组织部长，现已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的尤滨建。高高的个子，四方脸，50岁上下，那梳理得整齐的头发里出现一缕缕白发，走起路来倒有些官架子。晃而晃，摇而摇的。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点他的名，当然不是好兆头。心里一阵慌张，面色苍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自从他到沂南县当组织部长以来，他觉得自己犹如天空中又添了他这样一颗灿烂的星星。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大小官员只要见到他总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没有人敢怠慢他半点。此刻，他感到自己是什么，是囚犯！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来的小学生！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了。他无地自容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汗珠从背上、头上泉涌般地冒出来。
管也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口气说：“坐下，我是说的一种现象，在沂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待老百姓去评说。现在还有一种怪现象，请在座抽烟的同志把香烟都拿出来，放到会议桌上。”会场上顿时紧张得空气都凝固了，有的人偷偷看着旁边的人。这时管也平的目光从左边第一个人开始，慢慢地扫过去，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右边最后一个人身上时，他站起来了，没有说话，那封一般的目光看着这些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人们开始以为这位书记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动真格的。可是被这冷峻的目光扫一遍，大部分人开始拿香烟了。有的人打开皮包，有的人掏口袋，接着把香烟送到会议桌上。管也平从口袋里取出那半包烟，也放到桌上，说：“请我们省市抽烟的同志也把香烟放到桌子上。”他说着慢慢地走过去。摆在桌上的香烟品种并不多，管也平拿着手里自己那半包“红梅”牌香烟说：“各位，我这个市委书记好丢人哪！可这红梅香烟，五块钱一包，我这还是为了应酬客人才买的好烟。请大家看看这桌子上的香烟，我们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同志抽的是上海的软盒牡丹，每包三块六毛钱。其余同志最好的烟和我一样，是我们心中的好烟红梅牌。就这样如果我们每天抽一包，每个月是150元钱。而我们沂南县的领导们呢？大家看，几乎清一色的‘玉溪’和‘中华’牌的。这两种烟多少钱一包？”管也平停住了，在会场上反复看着。
会场上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几乎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管也平走到尤滨建面前，他突然停住了，猛回过头，大声说：“尤副书记，你说呢？”
尤滨建尤如芒制在背，吓得全身颤抖着，过了好久，才慌慌张张地说：“二三十块钱吧！”
管也平那双冒着火光的眼睛瞪着他说：“请准确点，难道你去买烟不问价格就买了！”
尤滨建更慌了，说：“我记不清了……”
管也平回到座位上，他没有坐，指着这些高档的香烟说：“这些高档香烟，谁是自己亲手买的，站起来？”
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一个站起来。管也平又说：“有的人千方百计给自己这种公款消费以合法的外衣，说什么抽点好烟，喝点好酒算什么。岂不荒唐！据我所知玉溪香烟一般都是350元一条，中华香烟也是350元一条，软包更贵。你们抽烟的人每月最少要三条，就得一千元出头，你们每个月工资多少？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花公款买的，要么就是有求于你的那些人自己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买的。你们真的好狠心唷！好了，不说这个小插曲了，请把各自的香烟拿走吧！“会场上的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去桌子上拿香烟。
这些高档香烟仍然放在那里。
这时管也平拿起自己那半包红梅香烟，对大家说：“谁愿意抽我这低档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