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了起来，大家紧紧地围住吕南以后，他也没有往前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后面。
他和其他人相反，不怕别人说自己不积极，也不怕队长说他思想顽固。他倒是不愿意给人一个积极的印象，因为同样的命运很快就会轮到自己。而且他的处境将比吕南更坏，不管内心如何，吕南还口口声声承认知罪。既不想申诉，也不想喊冤，小心翼翼，什么话也不敢说。他呢？申诉的念头虽然暂时打消了，可是他决心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不承认什么罪行。这样他将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所以他不能迎合队长，和别人一样去“积极”。那样很快人们就会说他是假积极，比不积极更坏。虽然当时假积极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但是他不愿意附和那种潮流。他不愿意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违背自己的理想。许多人为了理想，命都丢了，既然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肯放弃这一点，本来是可以不到这里来的。但是他还是宁肯到这里来，也不愿泯灭自己的良心。现在他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后悔。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4（3）
正在白刚走神的这一刹那，人群涌动起来了，前面的人们对吕南推推搡搡，一边推搡着，一边大声喊叫：“说，交待你当特务的经过。交待你为什么隐瞒国民党上尉军官身份？”由于宿舍里通道很窄，没有空地，三十来人几乎是人挤人，也推搡不到哪里去。吕南几次被打倒在地，很快又自己站起来，只是始终没说一句话。队长虽然对斗争火候很不满意，但是也不好让人们公开狠打。而且时间很晚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出工，所以队长对斗争劲头批评了几句以后，便对吕南说：“看起来你是不愿意在班里解决问题，那好，以后咱换个地方，我不信扭不过你这个劲来。”
吕南今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到队部去批斗，不少人都是王显能这类打人能手，那一关要难过得多。今天这一场也给白刚留下了难题。怎么闯这一关？能坚持得住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1）
班里大部分人都过了交心关，但白刚还没过，成了他放不下的一桩心事。一想到这里，便会想到吕南。
吕南这人是个谜。他们俩挨着睡觉又说得来，经常偷偷地说几句小话。虽不敢敞开心扉长谈，但轻声细语的几句悄悄话，也觉得这个人老实诚恳，不像个阴险奸诈诡计多端的人。但领导说他是个特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又不敢把真实情况亮出来。平时行动也总是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像是有事压在心里，可是又从不吐露半句。这样就不仅领导怀疑，使关心他的人也不免有几分疑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对待批斗的态度，也令人迷惑不解。连白刚有时都为他着急，自己确实历史上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嘛！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问题，那你就说出事实真相，说出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可是他却采取了“摆肉头阵”的办法——任打任骂一声不吭，顶多只说一句：我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不是国民党特务。再问什么就不说话了。这不是死挺着挨打吗？为什么采取这种傻办法呢？
他的交心到底算完不算完，也让人捉摸不定。已经好几天没有让他上队部交待问题了，他的事算了结了？要是了结了，又是怎么了结的？白刚比别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吕南虽沉默寡言，但平时他还总是主动找白刚谈问题的。但是对白刚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白刚会关心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白刚自己采取主动了。一天中午饭后，他看吕南自己在一个渠埝旁休息便凑了过去，直截了当地问道：“交心时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做地下工作为什么不把具体情况讲出来？”白刚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里没法长谈，怕被人看见引起怀疑。
吕南用眼睛扫了扫四周，确信没人以后才回答说：“说也是打，不说也是打，就不如不说。”白刚说：“我看还是说了好，领导不相信，有些人心中会同情，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了。”
吕南说：“越说头绪越多，揪住一个头儿就可能斗你几天，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说具体情况，他们就没有新词儿，只能是喊几句老口号，这样斗着也就没劲儿了。”
“你不说话事儿能算完吗？多会儿是个头呢？”他虽然觉得吕南说得有道理，可是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吕南说：“你说话事儿就能完吗？在机关里都弄不清，这里把你交给一群打手，还想解决根本问题？”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吧！你的交心算结束了没有？队部斗争时咋说的？”这也是白刚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想从吕南这里了解些情况，以决定自己如何应付即将面临的这一场灾难。
“咋说的？他们还能告诉你实底？我看也就这样了。”
白刚疑惑地问：“能这样不了了之吗？”
吕南说：“其实交心让你认罪，无非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儿看，让谁也不敢闹腾。你不认罪也不会整天整你，他们不能把人都打得趴下，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听到这里白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看到白刚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后来吕南又向他讲了自己奇特的遭遇。一切还得从他看见一出“西洋景”开始。（过去有一种小生意叫“拉洋片”，一个暗箱里面有灯，从小窗口的放大镜望去，可以看见里面很大的画片，专放淫秽画，叫“西洋景”。）
他是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五十年代，省级机关里大学生很少，他在机关成了“笔杆子”。有大材料也不管是哪个处的，都叫他执笔，忙得他头昏眼花，经常加班加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天黑的早，还没下班人们都走了。吕南赶写完一个材料，想赶紧交给主任，他一看门没锁（那时多是门外钉钌铞，用锁从外面锁门），知道研究室荀主任还在，便推开了门，见屋里黑咕隆咚没有人。他很奇怪，是主任忘了锁门？他扶着门把手迟疑了一下，正想退出去，突然听到一个极轻微的声音：“有人来了！”是主任的声音。这不是荀主任在屋里吗？他正想说：“这么黑了为什么不开灯？”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机关人都走光了，谁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吕南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朝里边的墙角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出了一身冷汗。模糊中见一个女人，光着屁股骑在了主任身上。主任躺在地上，可能是听到有人来了，一个劲儿推她，她还不起来。一起一落地抖动着，正在兴头上。吕南悄无声地退到门外，赶紧走了。
星期一吕南给荀主任送材料去，想和主任说说材料中的几个问题。平时遇到这种情况，荀主任总是乐于发表议论，今天却一反常态，对材料不感兴趣，很冷漠地说：“不用说了，把材料放下吧！”吕南一看这情况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那好，我走了。”吕南刚一转身，荀主任却无所谓又很客气地说：“上星期六是你找我了？”吕南说：“是！就是送这材料，看屋里没人，便出去了。”主任迟疑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哦！我解手去了，回来看见一个人走了，背影好像是你。”
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假话，但说得又那么自然那么真诚。而且两个人又宁愿把对方的假话当真话听，比对方说真话还要高兴。从吕南来说，两天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知道主任的脾气，他要是肯定自己看见这事，便会怀疑你会不会说出去。这怀疑不打消，便会找机会报复你。吕南背着个历史问题，是不敢惹主任的。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要找机会表达自己什么也没看见，解除他的疑虑，免得他生报复之心。今天荀主任问到这事，他想这正是个机会，便说那天一推门见屋里没人便走了。既然没人，那自然是什么也没看见。既表达了什么也不会说，同时也免除了对方的尴尬，他觉得这是最合适的办法。荀主任呢？当然不相信他没看到什么。因为他听到门响让那个女人下去，怨只怨那个骚货正在兴头上，不管不顾，折腾得更欢了。吕南能听不到吗？可是他也乐于听到吕南说屋里没人，这样他就不能向外说，也不敢向领导汇报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2）
有一段时间两人客客气气，倒也相安无事。但总觉得内心里有所隔膜。这时领导正要提荀主任当副厅长。主任是老资格，又会来事儿会耍手腕儿，有了提升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但就是担心吕南看见的这件事儿要传出去，提升的事儿非泡汤不可。所以他千方百计稳住吕南，对他格外客气。
主任如愿以偿，成了副厅长了，还分管人事。接着副主任提拔成主任。人们说荀厅长对吕南那么好，下一步他准是副主任了，论资格、论能力也该轮到他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更是吕南所难以想象的。起初有几次是荀厅长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无端地对他发脾气。这时吕南还没有在意，只觉得可能是官升脾气长。可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仅有时当面给他难堪，在背后也传出了对他不信任的一些话。连别的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还偷偷地问吕南：“你是怎么伤着荀厅长了？怎么他对你的态度变了？”吕南的苦涩只能埋在心里，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假装不知道：“是吗？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要不是另一次偶然的事情发生，问题也许还不至于那么迅速地恶化。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机关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吕南写完厅长让写的材料，想回家休息，路过荀厅长的办公室，想到稿子应该先征求下厅长意见再修改。同时借这个机会和厅长谈谈，也可以恢复一下感情。
今天机关没人，正是单独谈话的好机会，便推门进去了，这一进可不要紧，只见荀厅长正和一个女人搂抱着，亲着吻着，如火如荼，旁若无人。见到这种情况，便立即往回走。他诅咒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老是碰见这种事情。不过心中还庆幸说：幸好他们没看见自己。不然，会有多么难堪。但他没走出几步，厅长却站在了门外，亲切地叫住了他：“老吕呀！有事儿啦？”态度和蔼，声音温和，神态十分自然，并没有像吕南想的那样有什么难堪。倒是吕南这个书呆子大大吃了一惊，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哦！我是想找厅长商量商量讲话稿的事儿”还没等他说完，厅长又和气地说：“怎么不进来？进来吧。”
吕南也只好进屋了，不过仍然不太自然。进屋一看，这个女人不同寻常，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比上次那个女人强过百倍。荀厅长见吕南站着，那个女人羞涩地扭着脸立在那里，便说：“坐！坐吧！都坐！”然后指了指那女人：“老家来的亲戚。”又对吕南说：“你是公事，你先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吕南本来没有心思再汇报工作，此时此刻厅长哪里还有心思听这个？可是厅长让说，也不能不说呀！他便简要说了说讲话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象这自然是说的人无情无绪，听的人也心不在焉，果然，吕南说完了，厅长无可无不可地说：“老吕呀！工作也真够认真的，这事你看着写就算了，还预先找我商量商量，稿子写成了，再给我看看不就行了吗！既拿来了，就放这儿吧！”
吕南像得到了大赦令一样离开了这里。出门以后他深深出了一口气，提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肚里。他哪里知道，从此便进入了多事之秋。就说这篇稿子吧，一次一次地得不到批准，一次一个意见，有些意见竟然相反。提一次意见，他就必须大改一次。以后这类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明显地是在故意刁难。而且背后说了他许多坏话，连别的同志都为他抱不平了：“怎么竟能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有人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多少猜到了一些原因，便鼓励他向领导报告。
他也觉得忍无可忍了，便向厅里一把手吕厅长讲了，但还没敢全说。他想荀厅长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人们早有风言风语，知道的不只一个人，荀厅长不一定猜到是他反映的。至于和那个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另外的人看见，如果透露出去，荀厅长一下子便会想到他了。所以他只反映了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厅长却不相信：“那个女人那么大岁数，也没听说有这类行为，他们俩能胡来吗？”吕南说：“也不光我一个人看见，厅里也早有传闻。”吕厅长说：“传闻不可信。这样吧，遇机会我从旁劝劝他，给他提个醒儿。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要乱讲，事情就到这吧！”吕南不安地说：“我担心他对我还要进行报复。”厅长说：“不会的，有好几位厅长，什么事儿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你要相信组织。”厅长说到这里，吕南还能说什么呢？他相信厅长的话是真诚的。荀厅长不过是刚提拔起来排在最后的副厅长，他能一手遮天吗？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
要是在平时，这推断是可信的。但是不久，“肃反”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儿。厅长给荀厅长的提醒，不仅没有使他的行动有所收敛。而且更激起了他强烈的仇恨。他认定这一定是吕南传出去的，报复之心，迫不及待。“肃反”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正是荀厅长。他提出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吕南。而且提出立即让他停职反省。说他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这怀疑有什么根据吗？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们可要慎重对待啊！”吕厅长有些犹豫。荀厅长振振有词地说：“我把他的档案翻了许多遍，发现疑点很多。大学快毕业了，他不等毕业，进了国民党空军，而且只是当了一个大头兵。这不令人怀疑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3）
“不是地下党派他去的吗？”吕厅长早在审干中就了解过吕南的问题。荀厅长故作惊讶地说：“可是找不到证明人啊！而且他怎么到的解放区也没有证明人啊！这不令人怀疑吗？”
“地下工作时期多是单线联系。”吕厅长说，“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也是常有的事。派他到国民党空军机场和让他到解放区是一个人，就是缺少他的证明。这个人虽然没找到，但是他老婆不是有证明吗？他老婆说的还是很恳切的。”
本来荀厅长对吕厅长一向是言听计从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按领导眼色行事。他仍然坚持说：“那个地下党领导人的老婆虽能证明，但她当时根本不是地下党员，这些事她怎么能知道呢？而且按这个女人支支吾吾的说法，她丈夫是去了国外或是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不令人怀疑吗？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
但是吕厅长最后还是不同意马上采取停职检查的措施，主张多方找找证明材料。吕厅长本来是出于爱护干部的好意，却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荀厅长怀有特殊目的又派人去外调。新的材料来了，但它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一下子使吕南跌入万丈深渊，而且封住了党组成员的嘴。
那是因为一张照片引起的。外调人员带回来一张照片，这是从吕南地下工作领导人戈非的妻子温静那里拿来的。外调人员出发以前，荀厅长便作了明确指示，吕南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不仅他可疑，连他那个领导人戈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