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判怎么说他们是死刑犯？因为他们杀了人，而且是杀支书，杀村里斗争骨干，他们知道必死无疑，杀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没想活着。有的据说是公开谩骂江青，属于“恶攻”罪，一般说也就离死不远了。这些人都是手铐脚镣齐全，有的还是背铐。白刚这屋里就有五六个死刑犯，其他人大多数是现行反革命或与杀人有牵连的。
白刚震惊了，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杀人犯和反革命？刚进去几天，他不敢和人多交谈，只默默地静听别人的耳语和叫骂。他以前听说看守所里规矩很严，而且有自然形成的监头，十分厉害霸道。现在看根本不是这回事。这些人敢说敢讲，随便叨叨自己的案情，也根本不顾虑看守所规定的什么监规。整天提审不断，关进提出，看管人员好像也顾不了许多，只顾人来人往地折腾，也不管你在里边干什么了。
白刚刚进来时总是躲开那些手铐脚镣的死刑犯，人们都知道死刑犯非常危险，他们反正是死，都性格暴躁，蛮不讲理，稍有触犯，就可能置你于死地。甚至没有触犯他，但他仇恨这个社会，也可能临死要拉个垫背的，无端杀人。
后来发现这些死刑犯听起来可怕，他们并不伤害别人，别人对他们也很同情。尤其是有一个戴背铐的更为特殊，不仅吃饭解手都有人主动帮助，而且别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却可以躺着，周围的人都极力保护他不受别人挤压，时时有人给他喂水，帮他翻身。
这是个什么人呢？衣服脏乎乎，脸上胡子老长，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在这种地方，人们互不相识，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这么尊敬他爱护他？这不禁引起了白刚的注意。他见同屋一个老头儿挺爱说，而且是个万事通，好像县里啥事他都清楚，便凑过去悄悄问道：“这个人是谁呀？怎么人们都对他那么好？”
“这人你都不知道？”老头儿转过脸来，觉得问得稀奇，斜了他一眼，显出很自豪的样子，“张文山哪！”看他那样子，不知道这个人就很不应该，说出了名字就一定得知道了。
“张文山是谁呀！”白刚仍然不明白。
“嘿！张文山是谁都不知道？”老头儿使劲斜了他一眼，“全县大人小孩都会念一首歌谣：张文山的气儿，谁谁谁的泪儿，于大川的棍儿嘛！你没听说？”原来是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可是白刚仍然茫无听知，不得不如实说：“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儿简直生气了，干脆扭过身子面对着白刚，瞪起了那双镶嵌在满脸胡子中的眼睛，像猎鹰搜寻猎物一样在白刚身上搜寻起来，他左看右看，看得白刚心里直发毛。看了一会儿，没回答白刚的问题，倒审问起白刚来了：“你不是本县人吧？”白刚说：“是啊！”看出了对方的怀疑，便解释说，“以前一直在外边，刚回来不久。”
“我说呢！本县人这事儿还能不知道。”老头儿仍没回答白刚的问题，继续问道，“为啥回来的？”白刚说：“右派！”直到这时老头儿那严肃、不满的脸上才出现了一点笑容：“咱俩是一类。我姓葛，县公安局的。”语气里没有了敌意、不满，眼光也和善多了，只是问题却更多了：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打右派以后在哪里？这次为啥进来的？
白刚本来不愿意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抖落自己的问题，可是看这位老兄追问得很紧，觉得不回答是过不去的，便把实情都告诉他了。这时老葛头儿才高高兴兴地把关于这歌谣的故事告诉白刚。歌谣说的是“文革”时县城的三“老”。说老并不是岁数老是资格老。论年龄那时也不过都是五十左右岁吧，可大小是个头目都是局级干部，只是秉性不同，在“文革”中表现也大不相同。
别人不说了，单说这张文山吧！他是公安局长，为人正直作风泼辣，性格暴烈好发脾气。“文革”时受的折磨最大，挂大牌子游街批斗，坐飞机，跪板凳，刑讯逼供，就是不服气。一句求情的话不说，而且爱生真气儿，冲造反派们还发脾气。批斗时问他：“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瞪着眼睛说：“我从小参加革命，什么时候都是跟党走，按中央政策办事怎么就成反革命了？”
他这样说，除了带来一顿暴打以外，还多了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也就戴定了。而且随后而来的就是在公安系统大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被长期关押批斗的比哪个局都多。
说完了张文山的“气儿”，老葛头儿叹了一口气，思想十分沉重地说：“唉！戴这背铐儿也是他自己找的啊！”
他被捕以后，多次审讯没有进展，提出不少事件，他不是不承认，就是说那是正确的并非反革命。因为原来公安局的人都认识他，不少人还对他同情，审讯简直难以进行。可是他这案子是县主要领导定的，又不能不整。
有一个刚到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年轻造反派不信邪，认为中央、省里的高级干部他都批斗过，都老老实实，一个县公安局长有多大？革命小将就制不服他？说：“我得会会他。”局里造反小将精明豆儿小个子马上附和说：“对！你主审我帮你。我就不信制不服他。”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9（2）
两个小将提审了，再次让他交待现行反革命罪行。他鼻子里哼了一声，用白眼珠斜了这两个人一眼，气呼呼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革命吗？我抓反革命时你们还在娘肚子里。现在是黑白颠倒，将来还不知道谁是反革命呢！”小将急了：“好啊！你说现在黑白颠倒？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张文山毫不隐讳他的观点：“是不满！”小个子好像逮住理了：“你胡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还能错？不许你诬蔑伟大领袖。”
“谁说领袖就不能犯错误？有错误也不许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嘛！难道领袖就可以除外，党章有这规定吗？”主审人咆哮着站了起来，向前探起身子喊道：“你反动透顶！公开反对毛主席，我要砸烂你的狗头，枪毙你！”
见对方立起来，张文山也猛然立起来向前扑去，举起戴着铐子的双手在空中一抖，那个往前探着身子的主审以为要打他，猝不及防，吓得缩回头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脑袋惊恐地呼叫：“啊！啊！你要干什么？”这时张文山把双手指向了自己的胸口怒吼说：“来！有种的向这儿开枪！我等着！”
那个惊呆了的主审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惊魂未定地直喘粗气。特机灵的小个子看到领导那种狼狈的样子，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便赶紧冲门外喊叫说：“来人哪！来人哪！”
随着这一声喊叫立即进来五六个壮汉，这时那个主审也清醒过来了，很为自己刚才的失态难堪，看进来这么多人又威风起来，为挽回面子立即决定加倍进行报复，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他是不想活了，给他点厉害尝尝。”随着他这一声喊，几个壮汉七手八脚地把个瘦老头儿打得浑身是伤，立都立不起来了，他是被拖到监室去的。就这样主审人还觉得不解气，喊叫说：“给他戴背铐，吃饭也不许改过来，让他趴着吃！”从此张文山便日日夜夜戴上了背铐，整天躺在那里，再也没人审问，因为他离死刑已经不远了。
白刚听了以后，内心无比激动，沉思良久没发一言。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坚强的，但和张文山比起来，又看到了自己的渺小。
本来这屋里已挤得满满的，还陆续往里关人。突然白一村的老饲养员白敬理也被关进来了。白刚奇怪一个一辈子穷得丁当响的老贫农，怎么也进来了？没等白刚和他打招呼，他便直奔白刚而来，一屁股挤在了白刚的旁边。白刚说：“大叔你这是为啥？”他叹了口气说：“咳！只为一句玩笑话。夏雷队长买回一张林彪像，挂在了队部毛主席像旁边。我说了句你看他凶的吧！活像个大眼奸臣。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给捅上去了。你看就这一句话，他们能定我的罪吗？”
白刚知道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分量可是不轻啊！不过为了不给老人增加压力，他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安慰说：“审问时多说自己的出身历史，只怨自己没文化不知深浅，只是看了相貌随便一说，绝没别的意思。我想不会有多大事的。”
白刚真的觉得一个老贫农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也许能原谅他吧？谁知道他们都想错了。因情节简单证据确凿又性质严重，第一批处理便有白敬理，判了有期徒刑七年。宣布以后全屋的人都为之震惊。
白刚更是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原来竟可以这样轻易定罪，他为自己的事也更担心了。更令白刚吃惊的是和他一同劳改的陆永安戴着手铐进来了，他立时出了一身冷汗。第一次审问让他交待一起回来的劳改人员时，他就怕他有事儿把他们联在一起，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白刚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想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看看是不是为他这一案而来的。但是陆永安只看了他一眼，略显惊异便把头一扭，找了一个地方挤着坐了下去。白刚很想听听他和人们的谈话，以便了解他的案情。但他又把戴着铐子的双手，放在了两膝中间，低着头半天竟没有说一句话。白刚知道他脾气怪，是一个性子烈不服输爱生气的人，可能又在那里低头儿生闷气呢！
终于有一天白刚听到他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有人问他为什么进来的，他气呼呼地大声说：“杀人！”这简单的两个字如五雷轰顶，杀人，难道真的把我们搅在了一起他又招供了？不会吧！他这个人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不会瞎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白刚始终猜不透，心中惶惶不安。老葛头儿看出了白刚情绪不正常，问他是怎么回事，白刚如实说了。老葛头儿说不用着急，我去会会他。
趁着一次大家起来打饭的机会，老葛头儿故意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挤到了陆永安的旁边。两天以后老葛头儿又回到了白刚这里，告诉他不是因为你的事。白刚说：“那是为什么？”老葛头儿一向什么事都显得不在乎，这次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十分悲哀地说：“他们村真的杀了人，还不是一个，杀了三口子。”
“难道是他？不会吧？”老葛头说：“凶手自首了，不过事情和他有牵连。”说到这里这个乐观坚强的老头儿眼圈儿红了，声音有些呜咽，等了一会儿才压低了声音十分气愤地说：“真正是官逼民反啊！”白刚愣了，怎么老葛头儿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他急切地等待老葛头儿说下去，老葛头儿却只是长吁短叹没有说话。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9（3）
后来白刚才知道这个杀人犯并非什么地富反坏右，而是出身贫农，还是先后当过几任村长的村干部。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只是脾气不好工作方法简单伤了一些人。“四清”时被整下台，遭受不白之冤还受了不少罪，他不服气。“文革”中作为“四不清”的干部多次被斗，心中更是不满。
看到造反派夺权后批斗人时刑讯逼供，抄家时打砸抢，游斗所谓破鞋女人时借机侮辱打骂耍流氓。他说这哪像共产党的干部，简直是一群土匪。这话惹恼了当权的人，又加上造反中上台的支书和治保主任以前都有不轨行为，被他处理过，早就对他怀恨在心，这次便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的罪名，定他为现行反革命。
陆永安也是地富反坏右中最不老实的一个，又加北平解放前夕全家都逃到台湾，他独自一个人留了下来，留下了一个“特务”的疑点，“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和老村长多次被一起斗争，最近一些日子为制造运动的声势，也为惩戒他们的不驯顺，竟然让他们两个天天站在一条窄窄的木凳上不准下来。从早上一直站到下午人们出工以后，才准他们回家吃饭。只要发现他们中一个人下来，便罚他们两人一起跪砖头。
两人的腿都肿了，膝盖也跪破了。老村长愤愤不平：“这群牲口，气极了我非宰了他们不可。”陆永安还劝他：“忍一忍，我想不会老是这样的。”就这样他俩虽然十分不满经常骂街，但表面上还一直忍气吞声地忍受着。
有一天天气很热，他们两个在太阳下晒着，连饿带渴变颜变色站都站不稳了。陆永安婶母便给他们端去了一瓢凉水，谁知就是这一瓢凉水酿成了杀身大祸。他俩正喝着被治保主任看见了，一脚踹翻了板凳，使他俩跌倒在地，还把陆永安的婶母踹倒在地上。陆永安站起来赶紧护住了婶母说：“有事朝我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你打她干什么？”对方恶狠狠地说：“什么老太太？一个地主婆，包庇反革命右派，明天我让她跟你们一块儿站板凳。”
老村长气愤不过，从地上爬起来，照着治保主任的脸上就是两巴掌：“你们还有人味吗？简直是一群牲口！”治保主任哪受得了这个，立即狠打老村长，老村长正在火头上也不管不顾了两个便厮打起来。陆永安一个劲地劝阻，别人也赶来拉架，这场打斗才算结束了。但由此便天天开批斗大会，他们两人任人踢打唾骂。
这天夜里批斗会以后，老村长回到家里，忍着一身的伤痛，不知这个世道是咋了，竟让这些人胡作非为？连一些高级领导、将军、元帅都自身难保，他这样的小人物就是被人整死了也没人来管？他看透了这些人饶不了他。现在浑身是伤，这样下去非让他们折腾死不可。与其早晚是死，何必活着受这份罪？我死了也不能让这些混蛋胡作非为，不能让他们好受了，趁我还能走动，死也要报仇。想来想去，他觉得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忍无可忍了，便提起大铡刀先去了治保主任家，手起刀落把他们两口子全杀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子他没忍心下手，那孩子便跑到村支书家去报信。正好支书出门要找民兵捉拿凶手，老村长也追到门口又把支书砍了。杀人以后，老村长便提着铡刀径直去派出所自首投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0（1）
陆永安被关进来以后，白刚老想找个机会找他谈谈，有一天趁打饭混乱的机会挤到陆永安身边，看得出来陆永安也早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进来的。
白刚担心的就是把他俩扯在一起，陆永安问了老万被活埋的时间以后告诉白刚说，在那之前几个月他就毫无自由了，不许离开村子一步。活埋的那个时间他是天天站板凳跪砖头，哪能跑外面去杀人？
陆永安说村里整他就是有的干部知道他带回了一点钱，总是借钱，借了就不还，他要了几次支书不但没给还恨上他了，老拿他当特务整。审讯时说是我鼓动老村长杀人，我说是你们逼他杀人。他们让我揭发老村长说过什么反动话，我说他都杀人了，反动话还有什么用不必费那口舌了。
他们说你对他杀人怎么看？我说我不同意，但是同情，狗急了还要跳墙，何况是个有血性的人？他们说你也想走这一步吗？我说现在还不想，逼急了那也没准儿。他们大骂我反动，我说真正反动的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
陆永安本来是可以解脱自己的，但由于他的脾气，由于他满腔的愤愤不平，终于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与陆永安被带走的同时，张文山也被几个人拖走了，他因“恶攻”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临走他还踢蹬着带镣的双脚说：“狗崽子们不用高兴得太早，你们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