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萍对老郝的反对并不感到意外。知道老郝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可是现在已经搞到这个程度，停下来只会坏事。便说：“我看现在是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不仅是影响以后对这个冤案的查证，影响我们的整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会给提供情况的群众带来灾难。”
“我们还得依靠党支部开展工作，不能捅这个蚂蜂窝。”老郝不同意。吴玉萍说：“现在我们拿到了基本可以定案的证据，事实真相大白，已经不是什么蚂蜂窝。即便是个蚂蜂窝，也已经捅了，只有趁热打铁，不然只有等着挨蜇了。而且这样的支部还怎么依靠呢？”这些年吴玉萍对啥事很少表示自己的意见，今天算是个例外，她觉得没有退路了，不能把那些群众推入火坑。
“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村里不能再继续调查了。”老郝因为他没有切身体验，对马永昌的恶劣行径认识不足。吴玉萍看看再坚持两人就闹僵了，对工作不利。便也退了一步，和老郝商量：“在村里暂时不调查也好。是不是和公社说说要刘国良案卷看看？就说村里有的群众有些反映，我们解释不了，看看案卷了解了解情况，你看行吗？”
看到吴玉萍那么客气地商量，老郝倒有些奇怪。觉得这有什么？这不是很正常吗？便说：“行吧！过一两天我到公社开会去，和他们说说把案卷调来。”
调卷，这是个关键。因为他们为平反提供的情况和证据已收集差不多了。急需了解的是卷里怎么说的，定案有什么依据。以前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马永昌知道了解这事儿可是并不知底，调卷这案子就算公开了。
原来吴玉萍以为老郝可能不同意，想不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所以吴玉萍非常高兴。老郝正为可能闹僵犯难，看到吴玉萍高兴他也很满意。于是几个人都高高兴兴地计划开了这几天的工作安排和分工。
老郝走了的那些天，马永昌根本不照工作组的面。有时碰见了，也是冷着一副面孔。老郝一回来马永昌可勤快了，整天围着老郝转。饭吃得也好了，可能都挑着那富裕人家派的，又特别嘱咐了。每天中午不是烙饼鸡蛋汤，就是秫米豆干饭粉条炖豆腐。吃得个成强整天乐乐呵呵的，说这个马永昌对咱们还不错嘛。黎娟不高兴地说：“这是郝组长来了他才老实了，你们没来那几天，可把人治苦了。”
这种争论说得老郝心里美滋滋的，他觉得咋说女的就是压不住茬。独有吴玉萍担着一份心，她觉得这事儿不会就这么轻轻松松地了结，总有一天还会爆发的。所以不管是吃饭还是出门，总是背着她那挎包，一会儿也不离身。因为那里面装着她记的材料，虽然人名她都用暗号或密语写了，可那些事也是暴露不得呀！老郝看了很不以为然，说：“你老背着个那个干啥？也不嫌累赘？咱都在村里，还能有啥事？”吴玉萍笑笑说：“还是小心点好。”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3）
案卷拿来了，吴玉萍想这案卷一定是厚厚的一本。没想到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把一个人打死这么简单就了结了，案卷里只有不多的几张纸。
一张是大队革委会写的结论，还有三张纸是证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三张证明不仅是一个人的笔体，而且文字完全相同，连哪里是逗点哪里是句号都一样。只是最后落的姓名不同。名字后面是浓浓的一个红色大手印，因为颜色太重，已看不出指纹了。
一份是刘国良招供笔录，仍然是写证词的那个人的笔体，有一部分和证词差不多，只是更简单，说刘说“你们（指马支书）都是反革命，是土匪”。还有一份“医生鉴定”：刘国良死于心脏病，猝死。却连个医生的签名也没有，只是盖了一个公社的公章。
吴玉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疏忽。人们说是马翠花写的，看来很有可能。只是马翠花清清楚楚人是被打死的，被迫写了鉴定，却不愿担这个责任，所以故意不写名字。村支书也不懂这些手续，当下就混过去了。还有就是结论材料上有两个人签名同意。一个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就是在孙村斗孙绍安时参加大会的那个人。另一个人是县斗批改办公室还是公安局的？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案卷怎么就能结案呢？
吴玉萍以前曾抽调到公社帮助搞过专案材料。看过不少各类人的卷宗，也熟悉定案卷宗应该具备哪些程序，哪些材料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像这样简单的案卷真还没见过，这是仓促作假临时拼凑的，作假的手段也很不高明，显然没经过专门部门审定。
吴玉萍查阅了自己的记录本，打证的三个人都是当时毒打刘国良的打手，他们的证明怎能令人相信呢！看了案卷以后，吴玉萍信心十足非常高兴。觉得这回事情简单了，这件冤案很快就能平反。和她们调查的那些有力的证据比起来，这样的材料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她迅速把材料一字不少地全抄了一遍。而且还加了一份小心，把卷宗材料和抄件全带在了身上。卷宗的牛皮纸袋子不好带，她便把给公社汇报的草稿装在了里边，留在了家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1）
调卷第二天的一大早，吴玉萍她们还没起，成强便来急促地敲门。黎娟说：“啥事，这么急，我们还没起哪！”成强说：“快穿衣报！有急事。”她俩穿好了衣服，黎娟去开门，对成强说：“火上房了？看你风风火火的样子。啥事？”成强一进门便紧张地说：“昨黑夜你们这儿有啥事没有？”这话问得黎娟有点发毛，神经有点紧张：“没有啊？咋的咧？”
“我们那儿出了事儿。”成强气呼呼地说，“这些王八蛋真不是好东西，搅得我们一黑夜也没睡好觉。睡着不大会儿，就听见窗户纸沙沙地响。起先还以为是下雨了？坐起来一听不像，是有人扔沙子，一会儿小石头子也上来了，有的还砸到屋里来。我们俩小声说别说话，咱出去抓他个狗日的。我出门一下摔了个屁股蹲儿。郝组长拉起我来说怎么啦？接着他又说：唉呀，啥东西？踩我一脚。我俩拿手电一看，是一大摊稀牛屎。”黎娟不由得笑了起来，立即又觉着不对劲儿，便板起脸来说：“这算什么，别说扔沙子，扔石头我们早都挨过了，你看我头上的疤。”接着又问，“人你们追着了没有？”成强说：“追个屁呀！连个影也没了。”
叫吃饭了，饭桌上沉默无语。没有每天的说笑声，也没有每天那种风卷落叶狼吞虎咽的咀嚼声。好像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这种沉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吴玉萍小声对老郝说：“你说怎么办？”老郝没回答吴玉萍的问话，却吩咐说：“成强！看看过堂屋有人没？”成强掀开半截门帘摆了摆手：“没有！”老郝这才回答吴玉萍的问题：“吃完饭我找马永昌，这还行？坏人这么猖狂。”成强现在想起来仍然气得咬牙切齿：“你们说这是谁干的呢？逮着他我非整出他稀屎来不可！”黎娟不加考虑地高声说：“那还用问？马永昌手下人干的呗！”
“喂！小声点。你是喊啥？这事儿可不能乱说。事实弄清以前，还不能下结论。”老郝严厉地警告说。吴玉萍说：“我看这是冲着咱们调卷来的。”老郝不太相信：“不一定吧？这案子公社、县里都定案了，咱看看卷怕什么？”吴玉萍说：“他们心里有鬼，怕露了馅啦！”老郝觉得马永昌对他们这么好，什么工作都支持，他能办这事儿？便说：“这村复杂得很，还难说。”
吃完饭回到住处，黎娟先进屋，一进屋便喊了起来：“吴姐！你快来看。”吴玉萍一进屋便愣住了。被窝被翻了个乱七八糟，卷宗袋里装的汇报底稿等都扔了出来，弄了个七零八碎。其他笔记本、纸张也扔了一炕。很显然这次搜查就是冲着卷宗来的，幸亏吴玉萍把全部材料带在了身上，他们才没有得逞。
两人正在发愣，成强又慌慌张张地来了，还没进屋就说：“这些王八羔子真不是东西，把我们的东西都翻了。”黎娟噘着嘴生气地说：“你看看我们这儿！组长还说不能下结论。这么明目张胆地整咱，不是马永昌还有谁？”成强仍然同意组长的意见：“你也先别下结论。你们快收拾收拾，组长说马上开个支部会，问问马永昌。收拾好了，马上去大队。”
支部会开得紧张而热烈。老郝情绪激动地连着问了马永昌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搞了“一打三反”试点以后村里还这么乱？为什么连续发生滋扰搅闹工作组的事件？为什么有人这么大胆子？是什么人干的。他的本意是追查马永昌的责任，暗示他可能参预或是纵容了。
“你问我村里为什么这么乱？”想不到马永昌却追问、责备起工作组来，“你问问他们大伙儿，工作组没进村发生过什么事吗？你们刚来那几天，不是平安无事吗？我不是批评各位，你们来了也不少天咧！对村里情况还没摸透，不客气地说还没入门。宗族派性在这村是个大问题。我前后在村里当干部多年，是一碗水端平的，总想搞好团结，有人他不这么看，总是想挑起宗族矛盾混水摸鱼。好容易‘一打三反’后安静下来了，可是你们来了却陷入了派性。说是深入群众，却一头扎到刘家的圈子里。有事不依靠支部，不照干部的面，净找了一些什么人？你们心里清楚。”
谈这几天的情况，多是黎娟说的。老郝和马永昌起初几轮的交锋，吴玉萍也没有插嘴，她知道和这人是谈不出个结果的。现在马永昌明显是冲着她来了，而且把责任全推到她身上，她就不得不说话了。虽然心里气得直打颤，两手也有点哆嗦，但还是尽力抑制住自己，强笑了笑：“马支书说的不是实情吧？你说支部让妇联主任马翠花和我们联系，我们不是天天见面吗？我们还到你家里去过，你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怎么就是不照干部的面？怎么就不依靠支部了？”
马永昌看看这一条站不住脚了，马上反驳说：“你们说是深入群众，一头扎到刘家圈子里，这是事实吧？”
“说我们一头扎到刘家圈子里，马支书有统计？你查查我们是到马家的次数多，还是到刘家的次数多？我们经常是有门就进，不分刘家马家，我没记录但是我觉得去的多是马家，怎么就扎到了刘家圈子里？马支书要是不信，咱可以一家家的去核对一遍。”吴玉萍说得有理有据，论去的人家总数中，确是马家多。把马永昌的嚣张气焰一下打下去了。当然马永昌指的是吴玉萍夜间偷偷找的那几个人。可是这话又说不出口，找的那些人他可能有耳闻，但也不全知道找了谁。其实其中就有两三个马家的人，包括他身边的打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2）
老郝听了马永昌对工作组的责备以后，本来有些为难，因为他知道吴玉萍找了不少刘家的人取证。他也不满意她这么做，听马永昌一说觉得理亏了，很有些尴尬，当下没说话。听了吴玉萍的反驳以后，才理直气壮起来：“我们工作组普遍接近群众是应该的，我们不能分谁是马家谁是刘家，都是基本群众，为什么刘家就不能接近？”
马永昌说：“你们觉得接近谁无所谓，可是有人不这么想。你们去的还有刘国良那个反革命的亲戚。谈的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们有了仗恃嚣张起来了，听说她们还偷偷集会串连。郝组长问我这些事究竟是谁干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不是让我们追查吗？要追查很快就可以破案，就看你们敢不敢让不让了。”马永昌叫起阵来了。
“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老郝半信半疑。马永昌说：“这些事我们心里都有个大估摸。祖祖辈辈在这村里，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说句笑话吧！谁身上长多少虱子，一顿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清清楚楚，这点事还不是心里装着？要真想追查，我马上就可以把人抓来。”马永昌得意洋洋。
老郝知道他要动手就准是抓刘家的人了：“光估摸不行，要调查研究，要有证据，凭怀疑随便抓人是不行的。”马永昌说：“在农村可不比在机关，什么一丁一卯地要求，就什么事也别想办。要让我们破案三五天准能弄清楚，要是这也不许那也不准，我们可就没法了。”半天没说话的治保主任说话了：“要是这样，我们也没法保证以后这种事不再发生。”这简直是威胁。
老郝也听出了这种话的味道，可是又不能斥责人家，因为还得和他们商量着解决这件事啊！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装作没听出来一样：“你们说是刘家那些人干的，既然他们觉得我们接近他有了仗恃，他们还糟害工作组干什么呢？”老郝觉得这是从逻辑上给马永昌出了一道难题。
“嘿！这话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故意给村里找事啦！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村里这么乱吗？这正是他们的目的，给我马永昌脸上抹黑，上眼药啊！”老郝没想到自己的难题没难住马永昌，他却在这儿等着。便只好退一步：“除了刘家故意捣乱这一条以外，你们想想这些事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呢？”
“我的郝组长！别再犹豫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哪有那么多的另外可能？我说句大话放着：只有这一个可能，你放手交给我，最后要不是这个结果我把脑袋输给你。再不下决心，我可就没办法了。”马永昌捶胸顿足，态度十分诚恳，半是祈求，半是威胁。
吴玉萍看到他们步步紧逼，老郝一再退让，就是逼着工作组抓刘家的人。要抓谁她心里也是清楚的，准是给她提供情况的人，她再不能沉默了。这样僵持下去，不仅没个结果，老郝还可能上当。便鼓了鼓勇气，他们不是点我吗，我也该敲敲他们了：“马支书，自古官断十条路。现在还没有一点眉目，只凭着一点怀疑，就断定只有一个可能要抓人，这不好吧？从翻我们东西的情况看，是企图找案卷材料。是不是村里有人不满意这件事瞒着你”这话有点犹犹豫豫，故意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查看着马永昌的脸色。她想这话已点明了，是村里班子里有人捣鬼。虽然把他择了出去，他心里明白也会惊慌的。
“案卷，什么案卷？”马永昌却故意装糊涂。吴玉萍万万没想到马永昌这样沉着。
老郝一看这事说露了，便解释说：“是这样，村里有人问起刘国良的事，我们不清楚，便把案卷要来，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今天就把卷送回去，没别的意思。”
“啊！还有这回事啦！那你们不早说。”马永昌如大梦初醒似的说，“这就更清楚了，准是刘家的人干的。吴同志的意思是怀疑干部里有人捣鬼？”他哈哈大笑，“刘国良的问题在我们心里装着，材料、证据也是大队整理上报公社的，你说我们要那些材料干什么？再说了，这案子是公社、县里定案的，只要是领导们来了，谁爱看谁看，我们怕啥？正是刘家的人，整天想告状想翻案，他们削尖了脑袋想打听档案里有什么证据，是谁揭发的。就是打听不着。他们的告状信都转到公社了我也看了，都是给刘国良丑表功，说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你说上级还能相信他们？现在知道档案在你们手里，还不是拼命地想弄到手，你们说这偷档案的不是他们是谁？”他故作惊恐地大声说，“档案是不是偷走了？让他们偷走那可是个大问题呀！”
马永昌说得头头是道，老郝也没词儿了，只是慢吞吞地说：“档案倒是没偷走。我们打算吃完饭就送公社。”他也说了个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