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马路上私卖箱子，这是违法的。告诉你这是搞资本主义。”那人威胁说。白刚说：“买了东西不给钱拉上就跑，这叫什么？告诉你这叫抢劫，是犯罪！”
“我没工夫跟你斗嘴，你有法儿就想去吧！”他明知理屈，想来个金蝉脱壳，扭头就走。但他走哪里，白刚就跟哪里。那人扭头不耐烦地说：“我有事儿，你像尾巴似的老跟着我干啥？”白刚冷笑了笑：“你这话说的，我不跟着你找谁要钱？”那人被白刚缠得也没辙了，想来个缓兵之计：“现在没工夫，明天再说。”白刚说：“明天再说也可以，你先得给我安排个地方，要不我只有跟着你。”
这时那人才真正体会到这不是一般难剃的脑袋，真是个硬茬子。不只是嘴头子厉害，还特有心计，句句话都说到点子上。真要吵闹起来，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终于使这个人草鸡了。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弄得满场风雨，只好退让把白刚安置到炊事员屋里。
跟车的有俩人就是炊事员，这一切他们都看在了眼里。对那个采买的所作所为并不赞成。只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那个人手里又有点权力，炊事员多是临时工副业工，不敢惹他。不过对白刚倒很同情，给他端来一大碗剩菜，盛了满满一大碗大米饭，还说不够了再盛去。白刚也不客气，吃完了又盛了一碗，回到家乡以后，几年没吃过大米饭了，整天不是玉米饼子就是高粱米粥，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吃上了大米饭。这里原来和白刚劳改的地方一样，也是盐咸荒滩，后来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大农场，引水开稻田，所以盛产大米，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
白刚很快和炊事员们就熟了。人们见他是个实诚人，便从中调停，也为那个人说情：“你知道他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只有四十多块，还要养家糊口，一百块钱他哪拿得起呀！你就少算点吧！”在大家一再说合下，白刚只同意让到八十元再也不肯往下降了。人们又找那个人说合，那人自知理亏，最后也只有认头。
原来说隔一天便有车去市里，把白刚捎回去。谁知天不作美，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雪，汽车走不了。到第五天头上，还是不能走车，白刚知道家里一定着急，便决心冒着严寒积雪步撵儿走回去。他从早晨头遍鸡叫走到夜里十点，在凛冽的寒风中，顶着大北风走了一百多里地，终于回到了家。在路上还不觉，到家一看，两脚全是血泡了。
这次白刚虽无端的被拐到农场急坏了吴玉萍，却由此认识了几个工人，知道了这个海边大农场十分缺木匠，不论是公家搞小型建筑或是住家户打家具都难找到一个木匠，这情况为以后去农场做木工活打下了基础。
春耕开始时白刚回了老家。吴玉萍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过日子。生活虽说艰难，总比前几年强多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地怕挨批挨斗，不用下乡当工作组，到底有个家了。而且从白刚做木匠活以后，生活也不那么困难了，只是挑水是个问题。
那时县城没有自来水，不管机关还是市民，都是从井里挑水吃。白刚在时他去挑水，他走了吴玉萍去挑，挑不动满桶，挑两个半桶也很费劲。井离着又远，得穿过两道街，她身体不好，没有力气，走起来摇摇摆摆，挑得本来不多，两只桶晃来晃去，一路上还要洒出不少。那时城里专门有给人挑水的，一担水只要两分钱，一天有两担水也就够了，只用四分钱。可是那时一分钱还想掰成两半花呢，哪舍得花这四分钱？
大锁看到妈妈的艰难，一定要和妈妈去抬水。起初吴玉萍不肯让他去，怕孩子小做重活压得不长个头，像个武大郎似的将来说媳妇都难。可是儿子坚持要抬，还说妈妈贫血，你没劲我有劲。每当妈妈去挑水，一听见扁担上的铁钩子响，他不管是做作业还是看小人书，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出来就去抓扁担，吴玉萍只好让儿子去了。娘儿俩抬一桶水，儿子在前面，把扁担放在肩上，妈妈在后面，把扁担放在胳臂弯里，把桶放在自己跟前，以减轻儿子的负担。一路上娘儿俩有说有笑，碰见熟人，都夸吴玉萍有个好儿子好帮手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4）
过得轻松了些，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流淌了过去。转眼间儿子已经上了小学五年级。白刚还是每年冬天来住冬仨月，做木工活。不过他不只是猫在家里打家具偷偷卖了，而是背着木工箱子走乡串镇地去干木匠活。活路也不限于家具一项，盖房子、打门窗什么都干，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木匠了。
在外边给公家干活，各种各样的木料多得很，他也趁机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打了个十分漂亮的工具箱，里面装着油得漂漂亮亮的新工具，开春回家时他把工具箱带了回去，这工具箱就成了他的广告。在汽车上，小镇上，从小镇走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有人说来了个洋木匠，人家那工具箱子都能照见人影儿。
白刚家乡这一带十里八里也没个木匠，有木匠也多是农村盖房作柁作檩打简单门窗的，会打家具的十分稀少。所以白刚一回去在邻近村就成了有名的木匠，不过在家跟前他不敢揽活，搞小自由是资本主义。只是有时给队里修修农具，本村有人和队长说好请他帮几天工打打家具。他是来者不拒，而且分文不取。因为这时他已将一切收入寄托在冬季这三四个月的木工收入上。
转眼到了1975年秋天，白刚又眼巴巴地等待这冬天的来临，吴玉萍也盼望着不久白刚能来县城团聚。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局里派吴玉萍下乡一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她气愤，她不平。她感到这些年自己拼命地工作，服服帖帖，吃亏让人，默默奉献，但仍然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同情，一直在被人捉弄。她已经当了几年的工作组，现在刚刚过了几天稳定日子，又有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下乡的任务却仍然是非她莫属。
机关中有那么多没有任何牵挂的男同志，整天在院里闲扯，都没有当过一回工作组。下乡也只是十天半月的便回来，为什么这种任务总是轮到自己？以前整年在外流浪，她也毫无怨言。现在儿子刚上初中，女儿只有三岁，凡事都要人照顾啊，她怎么能离得开？这种情况怎么就得不到理解？这些年吴玉萍总是逆来顺受，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事情，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这次她觉得自己满身是理，又满肚子都是委屈，决定去找局长说说，请他们换人。
局长一见吴玉萍找到办公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却故意把脸拉得长长的，翘着他那个下巴颏儿，满脸的阴云，冷冷地说：“有事啦？”吴玉萍说：“局长！我下乡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没人照顾，能不能换个人？”局长不耐烦地说：“让你下乡是局里领导决定的，这是任务。孩子小可以送老家去嘛！我们的孩子不都在家里吗？”
“家里只有我爱人一个人，还有一个老母亲瘫在炕上需要照顾，一个男劳力又要天天出工，再照顾俩孩子哪行呢？太困难了。”局长对吴玉萍的话简直不屑一顾：“能照顾老人，就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吗？有困难要克服嘛！要斗私批修嘛！”吴玉萍认为这个理由是无可反驳的：“大孩子刚上初中，我们家那边还没有中学。到老家就把孩子耽误了。”局长说：“那好办，让他上机关来住。让机关的同志们照顾着点，就这样吧！”局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了逐客令。
吴玉萍知道再说什么都是白搭，是不会取得别人的同情的。不用说不给解决问题，连个好脸也没有。她一出局长的办公室，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靠谁照顾孩子呢？只有母亲和儿女心连心，连父亲都有时粗心大意啊！何况是现在已经人情薄如纸的“同志”们呢！何况自己又是一个打入另册的“同志”呢！
房东和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为吴玉萍鸣不平。告诉她你就带着孩子下乡，这年头上学有啥要紧，耽误一年就耽误一年呗！吴玉萍说：“我不想让孩子耽误上学，再说带着两个孩子下乡，哪像个当工作组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啊！”邻居们说：“领导这样做影响就好？他们不怕影响你怕啥影响？寒碜就寒碜。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家里又没人，还非让人家整年下乡，你看是寒碜他们还是寒碜你？”人们都劝她啥也别怕，就把两个孩子带下去，看领导怎么办。尽管邻居们这些话说得在理，但是故意将领导一军，吴玉萍做不出这种事来。她遇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想到影响，唯独不考虑对自己的利害。终于把儿子放在了机关，把女儿给白刚送了去。尽管她对领导的做法十分不满，还是按领导的要求去做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1）
虽然吴玉萍是打入另册的人，同志们表面上都不敢接近她，但暗暗同情她的人还是有的。机关有名的材料匠邵祥便是其中的一个，邵祥有能力有抱负有文化，论写材料只有吴玉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都不在话下。但由于为人正派耿直，对领导不愿迎合奉承，有些看不惯的事背后还常有微词，因此并不被领导看重。
平时也不愿和人拉拉扯扯，有时间就爱自己看看书，尤其喜欢古文和诗词，说话也有时引经据典，诌几句诗文成语，在当时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所以有人戏称他为老夫子老学究，他也并不在意。由于有相同的爱好和特长，平时和吴玉萍很说得来。当然在那个失去理性动辄得咎的年代，两人的来往都有所戒备，虽然说得来，但是接触并不多。
现在吴玉萍把孩子留在机关需要有人照顾，当然想到了邵祥，她和邵祥一说，邵祥便爽快答应了。帮助大锁买了饭票，和食堂借了碗筷，并让大锁和他在一个炕上睡觉。邵祥的热情，总算缓解了吴玉萍的一些焦虑。
吴玉萍又去找了儿子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位温静的女教师，也答应一定好好照顾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身边没有亲人，独自生活，扔在机关，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当母亲的又怎能放心呢！尽管有人答应照看，吴玉萍还是对孩子嘱咐了又嘱咐，流着眼泪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县城。倒是小小的儿子安慰妈妈说：“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听话。放学就回机关，好好做作业，不和孩子们吵嘴打架。”儿子越是通情达理，妈妈越哭得厉害。多好的孩子啊！她怎能忍心把他抛下。
吴玉萍走前给儿子画了一个路线图，告诉他妈妈在哪个村，坐长途汽车过几站，到哪里下车，都写得明明白白。到她去的那个公社有二十里地，坐汽车只需要两角钱。下车再走二里地就到了。她告诉儿子星期六下课以后，就去村里找妈妈。住上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
吴玉萍到村里一面按要求做好各项工作，一面又焦急地等待着，一天天盼着星期六的到来。每到夜深人静，同屋住的房东大娘早已响起了鼾声，她仍辗转难眠，一闭眼就是儿子的形象。他睡着了吗？是不是有病啦？她是不信神的，但是无奈之中，也常常默默祷告上苍，保佑我那幼小可怜的儿子吧！女儿虽小，但是跟着爸爸。就是爸爸出工了，周围也都是家里人，总会有个照应，她心里就是对儿子放心不下。
到了星期六，她身在大队开会，心里却一直在儿子身上。他是不是来了？会不会坐错车？能找到这个村吗？一会儿就向窗外望望，是不是已经来了呢！开罢会，吴玉萍就急急忙忙往住处跑。没走到屋，房东大娘就撩起帘子高声喊道：“他大姐，你快看看是谁来了？”大娘对她的情况十分同情，孩子来了，显然为她高兴。
吴玉萍一步跨到屋里，只见炕上趴着个穿绿衣服的孩子，正扭头朝她笑。啊！是儿子来了。怎么还在炕上趴着呢！吴玉萍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仔细一看儿子十分疲惫的样子，又担心地说：“有病咧？告诉妈，哪儿不舒服。”没等儿子回答，房东大娘抢着说：“哟！看把个妈急的，没病。这么个小人，又不认识道，一气走了二十多里地，进村又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了家里来，还不累啊！”
这时儿子已经从炕上起来，偎依在妈妈怀里。吴玉萍搂着孩子说：“怎么，没赶上车？这么远的路，你怎么走来？”大锁说：“不是没赶上车。今天下午只上了一节课，我到了车站，有人告诉我，顺着大马路一直往东走，不用拐弯就到了那个公社。我一想天还早坐车干啥？顺着大路就来了。”儿子憨厚地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毛钱举到妈妈眼前：“你看，省下了两毛钱！”
吴玉萍又怜爱又心疼，连忙说：“我那傻儿子，你是省那两毛钱干啥？让妈看看，脚上是不是打泡了？”他让儿子坐在炕上，把他的鞋脱掉，把袜子扒下来，用手揉搓着小脚丫，左看右看，所幸脚板只是红了些，并没有打泡。揉着揉着，她想到儿子小时吃奶时的情景，那时这小脚丫在怀里就是不住地蹬，现在儿子长大了，懂得为妈妈省钱了，可是一个人把他放在机关里，又是多么让人不放心啊！反不如小时候紧紧抱在怀里，任何人也不能让吃奶的孩子离开妈妈吧！想着想着，一阵凄楚，那眼泪又不由得滴了下来。
儿子第二天下午走了，走时告诉妈妈，下星期老师让文艺队练胡琴，可能请不下假来，就不来了。儿子从小就和爸爸妈妈一样喜好文艺。妈妈经济虽困难，这方面也没委屈他，只要有了好的小人书就给他买，照小人书给他讲故事，还附带让他认字。上学以后，又想法给他找童话、故事类的书，儿子在班里语文作文总是头几名。大一点又参加了文艺演出队，不仅学会了拉胡琴，不知怎么学的还能说一口山东快板书。不仅说得流利快捷，铁板敲得十分熟练，而且山东口音学得惟妙惟肖，深受老师同学喜欢，成了文艺队一个尖子。老师为了鼓励他，还特地给他买了一副说山东快书的铁板。儿子临走时说是下星期不来了，可是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再来。本来吴玉萍想把星期六星期日的回归当作牵系儿子的一个纽带，可是儿子是个有灵性的人，而且和他爸爸一样，干什么就钻什么。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老师、同学、小朋友，书和胡琴。渐渐地习惯了自己生活，不再只是依恋妈妈。只是不时地给妈妈写信，以免妈妈惦念。虽有信来，见不着儿子，吴玉萍对儿子仍然是时时牵挂，放心不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2）
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要一年时间。名义上是农业学大寨，实际上和过去斗批改工作组差不多，依旧是半天劳动，半天开会，上面布置什么就贯彻什么。工作组还是干一两个月就挪窝，每次转移时吴玉萍总要请几天假回县城看看儿子，每看一次都会发现儿子的变化。虽然为儿子离开妈妈能独立生活而高兴，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担忧，有一次回县城，看见儿子在窗台上放了两个玻璃罐头瓶子，里面装着咸菜，咸菜上撒了一层盐粒子，白花花的。问儿子这是干什么？他说是每天早上吃饭打一分钱咸菜吃不了，就存在瓶子里，同学们告诉他多撒点盐就不会长毛，存下来早上就不用买咸菜了。中午菜太贵也不买了，把饭端到屋里来，就着咸菜吃，给妈妈省钱。
吴玉萍听着儿子高兴地述说，只觉得一阵阵心酸，摇着儿子的头爱抚地说：“大锁呀！妈妈的工资够你吃饭的，不能再吃剩咸菜了。你现在正是长个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