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把原单位的话说了一遍，对方说：“谁说也不行！县里没地方安排。右派一平反，光教员就回来二百人，往哪儿放？”说到这儿，小青年也是满腹牢骚：“咱国家真是穷折腾。当年一下子打那么多右派，‘文革’中又清理了一大批老教员，补充了许多连小学也没毕业的人。现在可好，一阵风又全平反了，就地安置，往哪儿安置？县里早决定了，不管谁说的，外地落实政策回来的，一个不留。明天我就给你开介绍信，回原单位。”
白刚回家以后十分气愤，真想不到竟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吴玉萍提出她去找找县委书记说说，白刚说不，不能再向他们求情了，按中央文件原单位应该安置，就找原单位。哪里都不要也不怕，顶不济还回去干我的木匠活。他认为如果是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还不如去当个自由兵。现在政策放宽了，凭木匠手艺，我可以走遍天下，何必整天受这些人的窝囊气。于是他又坐火车到了省城。
原单位一看县里把党的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户口全开过来了，是决心不收了，只好把白刚收下了。这时也不提省委就地安置的决定了，他因冤案被折磨二十多年，平反了，不仅仅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句道歉的话，而且没有一个大小领导和他谈谈心，更没有人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而是随随便便地弃置一旁，没人过问。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3）
他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时还有自己一张桌子，平反了，恢复原级别了，把他放在一个部，却连张桌子也没有。只是谁不在了坐在那里，人家回来了他再换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把没人要没人理没个正经工作的人叫“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终究还有条板凳，他可好，恢复了工作，却连条自己的板凳也没有。他决定找机关领导谈谈。
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敢贸然去领导的办公室。有一次他上楼正好碰到了机关一把手，想问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到她瞭了自己一眼赶紧扭头走了，看她那一脸鄙夷的神气，根本不想理他。白刚的心凉了，同时联想起报纸上那样连篇累牍地说右派改正问题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决不要拖到节后。她竟然春节前一个月在中组部多次督促下解决了，却拖了两个月才通知本人。这样的冷血心肠，还能希望她解决什么问题？他决心不再和这样的领导打交道了。
在这被弃置的日子里，白刚一直在捉摸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反右时全国只有知识分子五百万，实在少得可怜，反右却一下子打倒了几十万。“文革”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几乎都没能逃脱厄运。连中、小学里有成就的教师都未能幸免。现在平反了，仍然把这些人踢来踢去，为什么领导口口声声说：“人是第一最宝贵的”，人却是这样不值钱？对人这样地不负责任？对知识分子却是这种态度？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甘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大学生，中国能有多少呢？却毁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白刚在内心里不断愤怒地呼吼：“这是为什么啊！”
不过生气归生气，他知道也没处去讲理，这里虽不得不收留他，但绝不是久留之地，也不能指望他们给自己帮什么忙，还得按县文化馆女会计的指点自己去跑工作呀！就这样，他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1）
白刚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朋友、同事和老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以前不少人对和他接触有顾虑，现在完全平反了，旧日的情谊也就基本恢复了。人们都知道白刚能干，是个有名的笔杆子，这类人很缺，不少人愿意为他帮忙。白刚经过走动，有些单位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白刚最后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白刚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他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去教育农民。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他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捆在每人一亩多的土地上是走不出贫困的，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那么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他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他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白刚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他想在这里他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学疏才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连科研系统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连人所共知的普通术语都弄不清。他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他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他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他劳改十几年），不少人便看不起他。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不过他们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他还好，所里老书记向室主任田诚介绍了白刚的情况，说他有见解，能写，是有名的笔杆子，对农村也熟悉，你们室正缺这样一个人。田诚是个十分宽厚的老同志，白刚在科研人员中资格就够老的了，战争年代在大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田诚参加工作还比他早了好几年。可是他上大学却比白刚晚了好几年，他是红小鬼，建国后上了二年速成中学便直接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地委农业部门和研究室工作。
田诚知道白刚以前在省里工作多年，能写，一见面便非常热情地说你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正缺写手呢！接着便介绍了室里有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一个是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问他想参加哪个课题组。
白刚一听就失望了，非常反感。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根本行不通。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白刚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田诚同志有些惊讶，然后又小声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可不好啊！”
白刚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文革”十年把领袖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文革”刚刚结束，十多年来，大搞各种禁令，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批斗。现在虽不批斗了，但多年来留下的影响还在，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领袖的话出现的，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不听话的往往没好结果，四平八稳，随风倒、看风向，才可以稳坐钓鱼台，所以人们也就不愿意动脑筋，不多去自己思考了。
他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自己老是不看颜色，不顺从领导，不是吃了大亏了吗？可是要是这样，还要这些高级科研机构干什么？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领导，也不能拉别人去冒险，所以便退了一步说：“我新来乍到，就不参加课题组了，我多熟悉下情况再说。”田主任觉得真是个外行，科研人员哪能不参加课题呢！可是外行这话没说出来，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说：“科研人员都必须有课题，不然没有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自己搞个课题不行吗？”白刚说什么也不想研究那种课题。田主任虽有些不满，但仍然是耐心地说：“课题可不是谁想搞个什么都行，要经过论证，要经过领导批准，要去争取经费”没等主任说完白刚打断了他：“田诚同志，容我熟悉一下情况，等一段时间再确定课题好不好？没经费，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2）
田诚摸不清他为什么不参加课题，可是看他很有些固执，又是个老同志，便也同意了，便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考虑考虑可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白刚像得了大赦一样，结束了这次谈话，开始了他的考察。
由于在农村改造了二十多年，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生活的艰辛苦难，长期压在心中的一个沉重话题就是农民怎么才能摆脱贫困？所以重新工作后便一头扎在农村里，在各地进行考察以寻求这个答案。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十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要写出一本报告。让所里参加，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白刚没有课题负担，便派他去参加，使他有机会到上海、江苏、四川等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他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他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二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把农民都死死地捆在土地上，怎么能富裕起来？不少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他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研究课题。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他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白刚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他的课题也得到了批准。
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非议“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连鸡蛋都必须卖给国家，何况其他？虽然允许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白刚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白刚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原来和县里说好在点上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但后来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理，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都说全县的人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
白刚在点上的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地感觉到，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使农民只能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其实白刚这种见解也并非多么高明，不是在老家时县委书记讲公社那一套规定禁忌时，连老农民都说这样只有穷死拉倒吗？只是人们受多年的传统思想束缚不敢多想、想到了也不敢多说而已。
想到这里，他也不敢想下去了。如果说打他右派是冤枉的，那么右派改正以后只有一年多的今天，再来一次反右，他岂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他自己的顾虑还好说，而且也不怕丢官儿。他重新到省里工作时，家里的侄子、外甥们，都想要他那套木匠工具，说你到省里做官去了，还要这玩意儿干啥？
尽管不少人苦苦哀求，他却说什么也不给。公开说是他以后还要业余时间打家具，不能丢了木匠手艺。实际内心却是只要以后工作中受歧视、不顺心，他就宁肯回家还干木匠，也不肯低声下气地去忍受别人的白眼。
因为有了这种决心，他才敢于在研究中冲破禁区，政策不允许的事情，和高级领导不一致的意见，他也敢于写文章，也敢于在公开会议上大声疾呼。可是否定公社制度，这可非同小可。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形象的形容为升入天堂的天梯。前不久有一位全国著名大学的农经系领导，一级老教授，到所里基地县考察，准备写他参加世界农村发展学术会议的论文，白刚认为这是向大专家学习的好机会，专门去拜访，一问他的论文题目：《人民公社是金桥》，他说是十几个农经专家研究决定的，白刚再也不想探讨什么问题了。当时还是这种思想状况，你要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那还了得？
你宁可回家当木匠？恐怕那时就由不得你了。二十多年一家人在深渊中苦苦挣扎，刚刚重见天日，还想回到过去那种苦日子？不想自己也得为全家想想吧？这问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
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他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惟独没敢反对公社制度问题。不过他那些主张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3）
这是所里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学术报告会，只要预先报名，来者不拒。可是那时许多人刚从全国各地调来，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接触很少，绝大多数人又是搞专业技术的专家，所以谈的题目多离不开自己那个专业，有谈科学施肥的，有谈牛羊品种改良的，有谈种子、植保问题的。这些问题虽从一个侧面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可是由于这个所的性质和任务，从领导到一般人，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正面回答者寥寥无几，只有白刚一个人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工作以后就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如饥似渴地大量找国内外有关资料，日以继夜地学习研究。一说开学术报告会，他很快就报了名并写好了提纲。
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经过激烈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