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乔治敦N街的住宅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接见了我。摄影师、电台播音人员和电视摄像人员云集于此,将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面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只好通过房子后面的一条小道,将来访人员悄悄带入房子。
我们见面后相互握手,这时,新任总统问我,我是否将担任他的国防部长,我还是像回答萨金特·施赖弗那样说:“我不是合格的人选”
“那么,谁是呢?”他问道。
我并未意识到他的提问只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并提议由托马斯·盖茨即现任国防部长担任。那天早晨,在去乔治敦的途中,我实际上已在五角大楼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马斯·盖茨是否愿意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与托马斯·盖茨相识于斯科特纸品公司,并先后担任过管理职务。
新任总统并未就此发表任何看法。他对我认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为然,异常平静地指出,就他所知的范围而言,既没有学校是为培养国防部长而设立的,也没有学校天生就是总统的摇篮。他要求我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并要求我下周一再次与他会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将是相同的。
为什么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将我作为部长的人选呢?我很难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我相信两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鲍勃·洛维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声誉和在军队中的业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开明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实习课中,我认识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直到现在,我们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探索一种联合式的执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他听说,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车公司的管理者,其行为处事显得颇为古怪。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富裕社会》中的语句:“陈陈相因”,就不禁乐出声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后对我说,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他认为,总统需要一位富于创新观念的商人,党派的分歧对其也无关紧要。就像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极有可能认为,我是一名共和党人。新闻媒体也时常作出了这样的归类,因为,二十一岁的我在加州选举登记时,是以共和党拥护者的身份登记的,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父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玛格丽特整个周末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与我们的三位子女们进行了交谈,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离开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将会完全不同。我并无巨额的财产,但已有了尚未动用过的大量股权,以及每年总计超过四十万美元的年收入(这个数额与现今时代的二百万美元大致相等)。倘若我接受了新任总统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将只会达到二万五千美元。
孩子们对此丝毫没有兴趣,玛格丽特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这样,星期日我们坐在书房里做出了决定,只要我觉得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么我就应当接受它。
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接受此项职位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有两件事:我必须有权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最有才华的人手(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来组成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以弥补我在经验上的欠缺。另一点也将应该澄清,我绝不会因为接手这项职务,而过多地参与华盛顿的社会事务。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两件事,我尚无明确的答案,毕竟,面对一位新任总统,讨价还价似乎是不妥当的事情。
就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注意到门外已是大雪飞扬了。一个主意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为什么不可以给新任总统打个电话呢?”告诉他,由于天气的原因,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会推后一两天,我将会立即发一封信给他,说明我对任职的想法。
我拨了他给我的号码,电话接通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在华盛顿。最后,我将电话打到了棕榈滩,他接到了电话。新任总统对会面日期的推迟并不介意,他说,华盛顿也在下雪,他也无法于明天赶回那里。
我无法设想如何将我的那封信寄给他,最后,星期二我启程去见他时,我将信塞进了口袋里,随身带去了。我再次从后门进入了那幢N街上的红房子。新任总统和罗伯特 ·F·肯尼迪正坐在一架双人沙发上,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并立即告诉他们,我已将我的想法写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了,或许,这是新任总统了解我想法最简捷的途径。
他阅读了那封信,然后,不动声色地将信递给了他的兄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信上扫了几眼,又将信递回给他的哥哥。这时,新任总统问道,“你认为怎样?”
“太好了。”罗伯特·F·肯尼迪说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总统说,“让我们宣布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黄色的便笺,起草了一个发言。然后,我们走出了房间,来到楼前的台阶上,向新闻界的人士们宣布了此事。这样,玛格丽特和孩子们将会知道,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移居到华盛顿来。
获悉我的决定之后,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亲埃兹尔·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极力辩解说,对于他们和福特汽车公司,我绝无二心,但在国家召唤我时,我是不能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尽我应尽的职责的。尽管,他们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还是感到异常的心烦意乱。她确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对她丈夫之死负有责任,他将其丈夫安置在压力极大的商业环境中,这无疑是置他于坟墓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她决心不让儿子再重蹈丈夫的覆辙,并指望我能帮助他减轻压力。
同意接受该项工作后又过了几天,我返回了华盛顿,开始着手为本部门招募高层工作人员。住处、办公地点、秘书和工作人员均还没有着落——我们尚未收到安置的经费 ——我只好先住进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肖尔哈姆饭店。按照我对智商标准、教育背景和阅历情况的要求,我着手草拟一份人员的名单。我先通过电话向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这包括:洛维特、加尔布雷思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后者是纽约的一位律师,也是东部权势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对于他们和其他人推荐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将其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并记录下我所能够获悉的其个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在萨金特·施赖弗和他的助手亚当·亚莫林斯基(后来,在五角大楼里,他成了我的特别助理)的协助下,经过反复甄选,我确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为进一步面谈的对象。面谈之后,我向新任总统提交了选中者的名单,由他向国会提名。 约翰·F·肯尼迪总统无一遗漏地采纳了我提出的人选。
通过这次甄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工作在同一个部门中,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他们中的五位以后也担任了部长的职位,这包括:哈罗德·布朗、约瑟夫·卡利法诺、小约翰·B· 康纳利、保罗·H·尼采、赛勒斯·R·万斯。
招募过程也使我自负固执的性格暴露出来,同样,它也使我更为清楚地认识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的确信守诺言,在关键的任命和以才取人上,遵从了我的意见。
我到达华盛顿不久之后,即听到了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将被提名为海军部长的说法。我从未见过此人,但就我对其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并不认为他有资格担任该职,故这一传闻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出乎我所意料的是,此事并非虚有,由于希望继承父业,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确已就此事得到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默许,并在后来,由他或他的朋友将某些细节透露给了新闻界。
在新任总统接受了我的一批提名的四五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向我推荐海军部长的人选,这方面进展如何?”
“是的,”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是否考虑过小富兰克林· 罗斯福?”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说,“不过,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可能根本无力担当此任。”
“噢,你会见过他吗?”
我回答说没有,这时新任总统又说:“在你作出最后的判断之前,是否可以考虑见见他?”我同意了。
我记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了菲亚特公司的号码,与他通了话。我先作了自我介绍,随后要求他前来会面,他很快就来了。会见之后,我打电话给新任总统。
以一种充满了期望的语气,约翰·F·肯尼迪问道:“你认为怎么样?”
“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无法担当此任。”
我如实地回答。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鲍勃,”新任总统又说道,“你曾经注意过西弗吉尼亚民主党的初选吗?”
我告诉他,那时我正在底特律,对于竞选的活动所知甚少,但是,我当然还是知道,他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的获胜,正是他最终入主白宫的关键之举。正是在那里,他击败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汉弗莱,并使人们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绝不会赢得总统的席位的。
“完全正确,”他紧接着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获胜吗?”
我只能告诉他,不知道。他接着告诉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听说,人们怀疑罗斯福散布了流言,说,在二次大战期间,汉弗莱逃避了服兵役)
“噢,是这样,”我说道,“不过,他的确不是担任海军部长一职的合适人选。”话筒那头没有传来声音,沉默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最后,新任总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并说道:“看来,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来关照他了。”(后来,他任命了罗斯福为商务部的副部长)类似于此的心灵碰撞后来又出现过,而这正加深了我对约翰·F·肯尼迪的敬意和热爱。
直到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滑雪时,我仍未决定海军部长的人选,但是,初步的人选已经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并给新任总统打去了电话,这时,他又去了佛罗里达。我告诉他,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我选定了小约翰·B·康纳利。
“噢,这很有趣,”他回答说,“我还未想到过这个名字。不过,这里正好有两位人士,他们或许比我更了解小约翰·B·康纳利。你可以先与他们交换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次通话。”
我问他指的是哪两位人士,他回答说:“新任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雷伯恩。”
我显然是过于幼稚了,竟没有意识到约翰·F·肯尼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林登· B·约翰逊、雷伯恩和小约翰·B·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人,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情同父子。事实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上,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为林登·B·约翰逊策划了最初的竞选攻势,试图击败约翰·F·肯尼迪。所以,人们认为,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散布了那些约翰·F·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语。
林登·B·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 “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B·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约翰·F·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F·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结论,那就是,如果说存在着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
记者们几乎撞破了大门,向电话机旁奔去。时至今日,我对那些煽动性的通栏标题仍然记忆犹新,它们被刊登在当天下午的《华盛顿晚星报》上。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也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进行了长篇报道。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参议院中少数党的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辞职,并冷嘲热讽地挖苦说,应该重新进行一次总统的选举。
我去拜见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我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却带来了要你辞职的要求,我已对自己的辞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要介意此事,鲍勃,继续干吧,”约翰·F·肯尼迪说道,脸上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不必介意,此事会过去的。”事情最终总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谅我所犯差错时的宽宏大量,则永远印刻于我的脑际。
到那时,经过了筛选后,我列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准备对他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