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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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 随着船队的庞大，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将一部 分船只租赁出去。赵从衍的做法是：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1000万，每 月连本带息要还50万，但月租金收入有100万，除了还本息，还有钱赚，大 约两年赚回一条船。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精打细算。他说： “政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 坞前便维修妥当，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7天。节省了7 天，便等于多赚了钱，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若船又出了毛病，租 船者便不肯再租，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让船只得以 继续行驶，问题便可解决。” 华光一日千里，从60年代起，赵从衍成为香港同时也是世界华人三大 船王之一。他与另两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交情甚厚。他们起初都经营散 装货轮，后来逐渐分化。董氏的东方海外专营货柜，为他旗下公司的重点， 同时不放弃油轮与散装货轮。包氏的主力是油轮，散装货轮也颇庞大。赵 氏一直把散装货轮为重点，只有少量的佃轮。 有人问，是不是上海船帮订了君子协议。赵从衍解释道：“这不可能， 私交归私交，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在重大利益上让步。但每 一家的条件与设想不同，结果也不同。” 由于中东战争，油轮是盈利最大的生意。关于这一点，现任华光航业 董事总经理的赵世光，答记者提问时有这样一番解释： “任何会走动的东西都有机会产生意外，但我们公司成立以来，船队 却从未发生意外，原因是我们小心管理避免风险。其中以油轮所涉的风险 较大，万一发生撞船或搁浅事件，船只的原油外泄，问题可不简单。如果 在美国出事，油污赔偿动辄便要赔上百万美元，故此我认为经营小型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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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妨考虑，例如3万至5万吨的制成品油轮；至于大型油轮，则非要小心 不可。体积较小的油轮即使出事的话，要清洁油污亦不致太难。” 石油运价较低，小油轮只能赚小钱。从这一点，可窥赵从衍作风之稳 健。正是由于他过于求稳，赵氏家族在物业投资上长期裹足不前。 赵氏不断地置船，到70年代，旗下就拥有60艘海轮。那时，香港股市 趋热，成交活跃。以小钱控大钱，律师出身的赵从衍深明其义。 1972年10月，赵从衍成立华光航业集团公司，终于在翌年1月成功上市。 赵从衍将家族拥有的船只，部分注入华光航业有限公司。 70年代中期，赵从衍事业进入顶峰，拥有的船只总载重己逾300万吨， 比许多海洋国家总商船载重量还多（1973年，内地远洋船舶总载重为270万 吨）。赴从衍功成名就，将家族业务交儿子打理，沉醉于搜购玩赏古董。 友人开玩笑地问赵从衍：“购置这么多古董，是不是也是可走动资 金？”赵从衍笑道：“是我喜欢。” 谁都不曾想到，赵从衍的这一嗜好，成为日后拯救华光倾覆的“救星”。 70年代初期，香港房地产如火如荼，赵氏公子跃跃欲试，却遭父亲的 劝阻，“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这是赵从衍数十年得出的经 验教训。 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赵从衍无比欣慰，又无比懊悔。他抱怨自 己不该老是对政治存有太多的戒心，要不，赵氏家族既是船王，又是地产 王。 鸡蛋哲学 曹文锦与赵从衍同命不同航。 曹家经营航运业已有半个世纪。那都是内河小船，既带不来香港，就 算能带来也派不上用场。这时，赵从衍等一大帮上海船商已风风火火干起 来，相信盈利不少。 “对，就干家族的老本行！投资买船，遇到风波，把船头一调，所有 的资产都随船而动！” 曹家倾其家资，孤注一掷，花80万港元买下1200吨的Ebonol号，这艘 船破旧不堪，造于1908年，有41年船龄。曹家别无他策，家底只剩下一个 月的生活费。那时正闹船荒，曹家在香港无任何资产可做抵押，老船东要 求一次付清船款。 船是会走动的资金——基于这一点，曹家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幸运的是，船一到手，就有货物待运。曹家积攒下钱，马上又以98万 港元买下1918年出坞的旧船——1300吨级的Eastern Trader号。 曹文锦回忆道，岁尾年检，官气十足的英籍验船官百般刁难，说我们 这两艘船是废铁，不肯发证。我们一家急得吃不下饭，原以为船是会走动 的资金，现在连走的权利都没有！幸好我在圣约翰大学练就一口纯正的英 语，跑船检机构多方求情，才获准航行。 朝鲜战争爆发，曹家财运亨通，两堆“废铁”成了聚宝盆。帝国主义 对中国全面禁运，只要有胆识，就有发大财的机会。曹文锦每每追忆那段 航运的黄金岁月，都抑不住内心之喜悦： “我的事业的转折点正是那个时期，那时150美元付运一吨货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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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大批特需物资往内地，并兼做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 大利与大险是孪生兄弟、否则运价不会这么高。当时有多少货主船主 遭不测呢？无统计数据——反正给曹文锦撞上了。 那时，国民党军队为防解放军越海解放台湾，在台湾海峡布水雷。若 绕过台湾岛，不仅船程远，而且风浪大，千吨级的小海轮很不安全。曹氏 船队的元勋Ebonol号通过台湾海峡，触雷沉没。 曹文锦沉重地说道：“更惨的是保险公司竟以战争风险为理由，一分钱 也不赔，这打击不能说不大。然而，我的第一反应是 ‘必须生存下去’，什 么发财大计暂且搁置一旁，首要解决的是保着老本，一步一步地踏实苦干， 伺机再发展。” 这次惨重的教训，使曹文锦不再对航运业孤注一掷一尽管50年代航运 业市道很好。 “船虽然是可走动的资金，但更稳妥的办法，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 只篮子里。” 曹氏一直到90年代都未放弃航运业，但从1954年起，就开始走多元化、 跨地区发展的道路。1955年，曹文锦与日本药业公司合作，在香港销售药 品及化工产品。 曹文锦的投资重点在外国，他对香港的前景一直不看好。 朝鲜战争结束，曹文锦动念到东南亚发展。正好，一位上海朋友在马 来西亚新山开办纺织厂，资金周转不灵，向曹文锦借钱。曹文锦给他30万 元，作为股金投资。但最后，这家纺织厂仍无起色，濒于倒闭。这位朋友 只得请曹文锦去接管。曹文锦在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有生意来往，被马来 西亚拒绝入境。曹文锦几经周折，方准许入境。他来到新山，新山一片荒 山野地，纺织厂仅几间铁皮屋。曹文锦体谅了朋友的难处，全力把纺织厂 维持下去，并扭亏为盈。 60年代，曹氏又在马来西亚投资办了两间纺织厂。曹氏在大马期间， 结识马哈迪医生，现在马哈迪为大马首相。曹氏在大马大展拳脚，想必有 诸多便利。 此外，曹氏在泰国和新加坡，有多项投资。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这是曹氏鸡蛋哲学的具体体现。 曹文锦于1966年万立成邦航业，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从“万邦” 一词的含义，可知曹氏船队基地并非在香港一处。 1986年，曹文锦与大马政府创办国家轮船公司，曹氏占其股分的3。2％。 该公司在大马挂牌，近期市值达45亿马元。另外，曹氏还参股投资建造一 处大马船坞，并发起创办大马第一所航海学校——大马马六甲航海学校。 在泰国，曹氏拥有70％泰国国家轮船公司的股权，拥有25％泰国联合 船坞。另外，曹氏参与建造泰国货柜码头，该码头年处理货柜20万个。泰 国传媒称：香港船王曹文锦氏，控制了泰国的航运事业。 曹氏家族独资拥有船只44艘，总吨位157万吨。分别在香港、新加坡上 市的万邦航运，曹家持股40％，旗下船只20艘，总吨位75万吨。按曹氏持 股量计，曹氏拥有其中的30万吨。这样，曹氏家族独资拥有的船只吨位185 万吨。 曹文锦在香港五大华人船王中排行老四。与排行第三的赵从衍比，悬 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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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谁是最后的赢家？在航运鼎盛时期，难以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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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心旷似海包玉刚下洋远航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包玉刚下海最晚。包氏稳扎稳打，建立起总吨 位1300万吨的庞大船队，不仅雄踞香港航运界之首，而且被传媒公认为世 界第一船王。包氏经营方式看似笨拙，实际上大智若愚。一日，老船王董 浩云致信编辑部，指出计算包氏船队吨位有误，掀起轩然大波——谁是真 正的世界船王？ 建国之初为何未接管香港？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全中国即将解放。12月，港督葛量洪给殖民地部报 告，要求英国增援香港。年初，香港驻军增至3万多。10月，广州解放，港英当局惊 恐万状，香港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什么解放军不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于 前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仍容许英国继续治理香港呢？ 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 当时，大西南、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国内还有国民党残部，新政权需要解决 的问题太多，一时还顾不上香港问题。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人士在港避风及活 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英国政府未像美国政府那样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香港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放 上海等通商口岸，那么，进出口贸易对香港的依赖将会加强。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香港的地位如何，取决于英方对新中国的态度。 1949年11月l日，英国政府在备忘录称：中国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 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1950年卫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提出关于把国民党 集团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交大会成员国审议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投票反对 苏职的提案，唯有英国投弃权票。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英国迫 于美国的压力执行对中国禁运，指令港府断绝与内地的贸易来往。但实际上，港英当 局在执行过程中根不“得力”，且“默许”民间的“非法走私”，光通过海关放行的进 入内地的商品一年也有数亿港元。1950年1月6日，英国外相在给中国外长的照会中， 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经过多次谈判，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 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在华利益与香港地位的考虑，但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灵活做法（维护对香港的主权，但准许英国在香港行使 治理权），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香港第二代航海家中，包玉刚下海最晚——他在朝鲜战争结束的第 二年，还在跟父亲包兆龙争执要不要买船。 当时航运界行家普遍认为：有志航运的人，若没遇上朝鲜战争的大好 时机，休想在短时期内发大达。 包玉刚不仅下海晚，下海前连海水是咸是淡都“拎勿清”（搞不清，指 毫无航海知识）。包玉刚后来者居上，成了世界最大的船王，创造出海上神 话。 是命运之神独钟于包氏，还是包氏的确有非凡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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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血 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 解放前，江浙有“无宁不成商”的说法。经商是宁波人的传统职业， 如果一个宁波人，10多岁还呆在老家不出外闯荡，会被人认为没出息。 宁波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中国最早 开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华商洋商汇集，氤氲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宁波一 市七县（鄞县、镇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们。 现在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之多，形成财力雄厚的宁波帮，不 少人成为商界翘楚。 在香港的沪商中，又以宁波帮风头最劲。如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 席安子介；原中华总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诚；棉纱大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