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关检查口，他出示了护照，上面写着：亚历山大·约翰逊，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
其实，他的真名叫理查德·佐尔格，德国的社会学博士，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远东情报员。当然，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
上海——这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白俄的流亡贵族、德国的军火商、美国的投机者、英国的交易所经纪人，还有法国商业冒险家和金融顾问十里洋场，龙蛇混杂。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都在这里公开收集情报。上海又是一座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上百万的无产者，有数不清的帮派、社团和工会组织，同时又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局至今仍在此地。所以这里的中外各种势力都异常活跃。租界内的工部局招聘了很多前沙俄白卫军的刽子手充当间谍、特务和杀人凶手，反共反苏的暗杀活动、大屠杀和挑衅事件层出不穷。
因此，身负重任的佐尔格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1930年1月17日，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了总领事吕特·弗赖赫尔，并取得了总领事的好感。从此，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记者和《德意志粮食报》通讯员的身份活跃在上海的社交圈子中。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的简历。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是位熟练的石油钻探专家。母亲尼娜·森约夫娜·柯贝勒夫是位俄国妇女。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1914年，18岁的佐尔格应征入伍，在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服役，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佐尔格离开军队，先后进入三所大学，攻读哲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学，最后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先是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
1929年，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召见佐尔格，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并要求他加入苏军反谍报系统。佐尔格欣然应允，当即接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侦察的任务。因此才有了这次中国之行。
在租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佐尔格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豪华旅馆住下。他所住的四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黄浦江畔宽阔的外滩马路。旅馆的主人沙逊过去靠走私鸦片和军火发了横财，后来鉴于局势动乱不安，便将所赚的钱财转向投资，开了这家颇具规模的旅馆。
佐尔格初到上海的日子，是在焦急和等待中度过的。因为临行前在莫斯科，别尔津将军告诉他，不久会有一位苏军情报部门的特使和一位无线电发报员来上海配合他工作。
两个星期过去了，特使和发报员仍杳无踪影。不甘寂寞的佐尔格再一次来到德国总领馆，拜访对他印象颇佳的总领事弗赖赫尔。
在谈话中，总领事提出的一条建议，令佐尔格颇感兴趣。总领事说，他可以到中国的首都南京看一看，认识一下在蒋介石军队供职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能随意走访中国各地，到处都可以通行无阻。如果跟这些中国军队的德国顾问建立起良好关系，可以使他在中国的工作一帆风顺。
总领事的建议正中佐尔格下怀。本来，这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是如何和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勾结的。
初春，佐尔格乘火车到了南京。
佐尔格到了南京后没有在旅馆耽搁，直接来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这个总部设在市中心的一栋二层西洋式小楼内，楼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佐尔格一踏进庭院，就听到凉台上传来的德语交谈声。佐尔格感到心情为之一振，不等中国仆役通报，就径直来到了凉台。这里坐着几位军官，他们虽然只着衬衣，但一看搭在藤椅上的绿色军衣，便知他们是正宗的德国国防军军官。
“先生们，柏林向你们致敬！”佐尔格停在门口，行了一个标准的德国军礼。
半小时之后，佐尔格已经脱掉西服上衣，被围坐在这群军官中间，谈笑风生。他与顾问们一一通报了姓名，寒暄之后，似乎不经意地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在凡尔登英勇战斗，又怎样浑身爬满了虱子，还得匍匐前进。
立刻，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袭来：“喂，你是否记得？”“你是否？”一位佩戴技术兵种领章的上尉挤到佐尔格身边问道：“哎，这么说我们曾是友邻部队。你还记得有一个炸毁了的磨坊吗？我们技术连就在那里。”
“当然记得！它正对着莫尔特—欧姆高地。我到磨坊去过许多次”
梅林霍夫上尉拥抱亲吻了博士。他们为战斗友谊、为那处敌人未能攻克的高地频频举杯。顾问们已把佐尔格看作是战友。原来，这位脚有些跛的年轻博士也确实尝过战争的苦头，他的衣袋里还有兴登堡授予他的二级勇士铁十字勋章。他是个真正的士兵。
佐尔格在南京住了几天。德国顾问们请他光顾了许多中国饭店，品尝了各种美味佳肴：滑溜海参、竹笋、海白菜、松花蛋；喝了味道独特的中国烧酒他们无所不谈：谈论中国的饭菜，议论战争，评论中国军队及其装备，还说到士兵训练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诡计等等。克吕盖尔上校把佐尔格介绍给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军政部长何应钦。同团的战友梅林霍夫还建议佐尔格见见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
佐尔格在南京呆了近一个月，现在出入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如同进出自己的家门。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的同团战友梅林霍夫真的领他去见蒋介石。这使佐尔格感到非常意外。
一天下午，佐尔格、梅林霍夫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的带领下来到了蒋介石居住的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这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两层小楼，四周绿树成荫，露出洋房的红色盖顶，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格外美丽。
佐尔格等人随林蔚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办公室东、南两壁是镂花窗，窗前挂着绸帘；西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地图上插满了红、白、蓝三色的三角小旗。室内摆设着沙发、木椅、藤靠背椅和写字台。
蒋介石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右手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披阅公文。听到报告声，他抬起头，微微颔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时，佐尔格才发现蒋介石的光头完全是硬剃出来的，头皮上泛着青碴。他的一双眼睛虽然很小，但却又黑又亮，目光威严，嘴唇上蓄着的一小撮浓密的黑胡须。总之，蒋介石给佐尔格的印象是颇有普鲁士军人气质。
“欢迎您到中国来”蒋介石很客气地招呼来访的德国客人。“早就听顾问先生提起博士，今天很高兴能与博士见面。”
佐尔格坐下来客气了几句。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道：“中国目前的局势并不乐观，共产主义势力在南方数省有所抬头。共产党的军队占据几个偏远的山区与国民政府的军队对抗。这还有待德国军事力量的大力支持，我相信，中国军队在富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军事顾问的指挥下，定能消灭中共的红色军队。”他望着大家笑了笑，“当然，德国的飞机和大炮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做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姗姗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
他们坐了很久，不慌不忙地品味着啤酒，玩着侍者送来的牌。玩牌之间克劳森谈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哈尔滨之行。
“就这样，我在蓄电池上睡了一个月变压器倒是没有。”
“在变压器上睡觉要舒服得多。”佐尔格一本正经地同克劳森谈话。
直到夜深人静，佐尔格和克劳森才相偕走出酒馆。
佐尔格在街上对克劳森说：“现在急需的是一部发报机。你要尽快装好，但要格外小心。要与威思巴登取得联系。有呼号吗？”
“有可能连慕尼黑也能联系上。”
“慕尼黑”是指莫斯科，“威思巴登”是指海参崴。佐尔格首先关心的是无线电联络。
“就这么定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佐尔格重重地拍了下克劳森的肩膀，这是汉堡港务人员的习惯动作。
马克斯·克劳森心领神会地笑了：“怎么，你也喝过咸水？出过海吗？”
“什么都干过”
他们分手了，佐尔格站了一会儿，目送离去的朋友，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没人跟踪马克斯。然后他横穿大街，在转弯处拐向另一条路，叫了一辆人力车，穿过了几个街区。为不留踪迹，他下车后，又步行回旅馆。
就在佐尔格住的那个旅馆里，还住着一位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和佐尔格在同一层楼上。史沫特莱是法兰克福一家有影响的报纸驻中国的代表。有关她的许多事情，佐尔格在德国就早有所闻。读过她写的书和文章，知道她思想进步，但是并不认识此人。
他们在楼上咖啡厅里吃早点时总能相遇。渐渐他们熟了起来。
史沫特莱虽已年满40，但身材匀称，非常漂亮，而且和蔼可亲，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是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佐尔格认识的时候，正是她的著作《大地的女儿》定稿之时，书中有许多自传性的内容。这位美国女作家在上海交游很广。她是作家鲁迅的朋友，萧伯纳访华时也和她见过面，同日本和中国的进步记者也常有来往，因而，她常常能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佐尔格搬出了这个收费昂贵而又不方便的旅馆，因为在这儿他从早到晚都受到一些人的监视。德国总领事帮助他在法租界拉斐德路找到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住宅。
第3节 组织在加强
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方文
1930年5月初，佐尔格去广州和中国其他南部省份，进行六个月的采访。
6月，佐尔格在广州再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这时，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佐尔格向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佐尔格只说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并请求她为自己物色中国助手，史沫特莱欣然答应。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她特意将一批思想进步（甚至是中共党员）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广州的住所聚会，以便让佐尔格在一旁观察挑选。
一天，佐尔格正和史沫特莱聊天，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扰他们，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莱走过去，将那个中国小伙子拉了回来，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佐尔格见史沫特莱这样主动介绍自己，估计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进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并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朋友，我刚来广州，希望你多多帮助。”
小伙子颇感惊奇，过了一会儿，他也用英语回答：“我叫方文，是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的汉语教师，欢迎约翰逊博士到中国来。”
佐尔格听着方文流利的英语，非常高兴，连连点头，感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趁机向方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打算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要逗留一些时间。因为住旅馆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房子并配备家具，不知他肯否帮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没问题。很快，他在东山市区大街的拐角处租下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史沫特莱看后很高兴，不久就和佐尔格都搬了进去。史沫特莱住二楼，佐尔格住一楼。
在这幢小楼里，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接待了许多的中国朋友。方文更是这里的常客。
佐尔格很喜欢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方文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今见佐尔格这样向他推心置腹的谈话，无形中受到了一种感染，他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同志的感觉。
事隔不久，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离开了广州。临行前，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地址，让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在佐尔格他们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后，他也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了上海。
按约定，在一处秘密地点佐尔格和方文见面了。佐尔格的第一句话便是：“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