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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张逸仙准时去铁路公园，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人影，他颇感失望。后来，张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张逸仙感到苏联国内一定是全民动员，远东地区苏军也会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际，于是决定偷越国境，去找苏军情报部门。
7月，张逸仙腰藏“金票”、“满洲币”，背了一个小包袱，乘车来到佳木斯，然后换乘汽车向国境线饶河进发。准备从乌苏里江过境，直奔苏联国境小镇比金。
张逸仙因没有“国境通行证”，只好晓行夜出，在挠力河一带躲躲藏藏。
一天，张逸仙来到了距饶河只有40公里的布开山。又饥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山石缝里流淌着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来。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摁倒，然后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树林里，七八个穿便衣拿枪的人站在那里。张逸仙暗想：糟糕，看样子，这伙人不是“谋略队”就是日本人的“侦察班”，无伦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越境的企图。
“说，干什么的！”扭住他胳膊的一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喝道。
张逸仙装作痛苦的样子说道：“我去饶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个良民！”
“良民，什么良民？”另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诉你，不说实话就毙了你。”
这样一来，张逸仙倒不害怕了，这些人看来是抗联的人。于是，微笑着问：“同志，你们是抗联的人吧？哪部分的？”
这些人一下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个拿驳壳枪的人又说：“你别管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只想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逸仙刚想开口，又一想，这伙人不明真假，还是等等再说。于是，他慢吞吞地说：“我是宝清的教书先生，常给抗联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觉得张逸仙没说实话，便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几个人坐在地上埋锅造饭。
“我说你们小心点，做饭的炊烟别让鬼子发现。”随着话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腰里别着一支苏式左轮手枪，提着一只山鸡走了过来。
张逸仙见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来了，1933年12月，张逸仙曾受命掩护黄振先等人去苏联学习。那批人员中有个中共满洲省送过来的叫王福俊的共产党员，就是眼前这人。
“王福俊！”张逸仙大声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几步走过来，“你在叫我吗？”
“当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认识我了？”张逸仙由于高兴，有些语无伦次了。
做饭那几个人笑了起来。其中那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说：“你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套近乎，什么王福俊，他叫于保合！”
于保合摆了摆手，制止大家的吵闹，说道：“你们吵什么？我刚参加革命时还真叫过王福俊。”他端详了一阵张逸仙，“可我确实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你的。”
张逸仙激动地说：“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脸子望火楼上坎小公园内，皮鞋王说让你跟黄振先去苏联，暗号还是我告诉你的。”
于保合好像想了起来，“你是跟杨奠坤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你说从绥芬河过境，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说——”
“米哈依尔！”张逸仙脱口而出。
“对，米哈依尔。”于保会笑了起来，“没错，你是自己人。”说完，动手给他松绑。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于保合指着拿驳壳枪那人对张逸仙说：“这是我们的抗联二路军二支队长王效明同志。”然后，又对王效明说：“这位同志是国际情报组织的老同志，绝对可以信赖，不会有假。”
王效明热情地同张逸仙握了握手，“对不起，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张逸仙善意地笑了。他万没想到，在长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还能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于保合向张逸仙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日寇的残酷“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余部只好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他是学无线电的，便负责二路军二支队的电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队长王效明等人从苏联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带，准备在依兰方向开展活动。
张逸仙也把失去组织的事和他们说了，并请求于保合带自己过境去找苏军远东军区的情报部门，恢复组织关系。
于保合想了想说道：“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到依兰一带开展侦察活动，一时半时还不能回苏联。这样，我先将你的情报用电台报告给周保中同志，让他和苏军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锦一带找我，听我的回信。”
张逸仙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说：“那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活动吧，我学过游击战，会爆破，会使用电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张逸仙和这支抗联队伍一起行动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鬼子冲散了，张逸仙只好又取道哈尔滨回到呼兰，在裴家窝铺潜伏下来。
1942年秋，一个曾与裴志亭一起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大赦分子”石国泰，为了升官发财，向日本宪兵队投靠，密报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监视裴志亭的行动。石国泰知道张逸仙在裴家教书，常以找老师写条幅、画扇面为名到大裴家窝铺，寻找张逸仙的可疑行迹。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对张逸仙十分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张逸仙向日伪当局申请回关内（因当时伪满到关内属出国，需申请，办理“出国证”），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后来收到山东寄来的信说家中儿女生活有困难，再次申请，终获允许。不料这是日本特务设的一个圈套。他们早认定张逸仙是国民党潜伏分子，以为他要脱离监视逃跑，故意放他离开呼兰。结果张逸仙在哈尔滨站一下车，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进了宪兵队的门，二话没说，先是一顿毒打。接着问抗日救国军的事。张逸仙心里清楚，只要不扯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都好办，于是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敌人觉得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东西，就把他丢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赶到哈尔滨，以500元满币和“春发祥”南货店为担保，把张逸仙保了出来。出狱时的张逸仙已是遍体鳞伤，在裴家大女儿家住了几天后，便回到呼兰裴家窝铺养伤。
转眼到了1944年，张逸仙的伤势已基本好转，他决定再回关内，寻找组织，可是由于他是被日伪特务机关抓过的人，很难得到“出国证”。为此，张逸仙来到汪家井，找杨省三商量。杨省三也是国际情报组的成员，曾被张逸仙派往大连从事秘密工作，后来张逸仙和组织失去联络，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兰。
杨省三听了张逸仙的顾虑后，想了想说：“不如你再让关里的儿女来封电报，就说生活困难，急需你回家。当局也许会发你‘出国证’。”
张逸仙摇了摇头，“就怕这招不好使。像我这样的人，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我的。”
杨省三听了也感觉难办，沉吟了一会儿，忽然说：“也不是没办法，比如，找个有名望的地方绅士给你担保一下，或许可以行得通。”
张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让裴家担保不就完了？”
杨省三摆摆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绝对保不了你的。”
张逸仙有些泄气。“我在这人生地不熟，找谁担保？唉，看来我要困死在这里了。”
杨省三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东沈家小学校长，叫许承武，今年三十四岁，原籍是北京的，为人厚道，讲义气，有威望，可以找他帮忙。”
“那好呀，你马上联系许校长，我们见见面。”张逸仙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正月十二，杨省三、张逸仙在呼兰县城黑瞎子胡同的新华菜馆请许承武校长吃饭。大家见面后，彼此客气了一番，坐下寒暄。张逸仙见这位许校长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杨省三小心试探着说：“许校长，我这位朋友有点麻烦，急需入关，可‘出国证’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给张先生。。。。。。”
许承武听罢，缓缓地说：“可这位张先生我并不熟啊！”
张逸仙急忙开口道：“许校长，虽然我是外乡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这个，省三可以作证。”
“良民？”许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么会被抓到宪兵队去？”
二人一听，立刻哑口无言，呆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许承武放下筷子，说道：“张先生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当过义勇军的军官，后来到关内与共产党联络，现今又从事秘密的反日后动，可是个十足的‘良民’啊。”说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丝微笑。
张逸仙大惊，不由万分紧张，暗想也许这位颇有声望的校长就是日本特务。杨省三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许承武见他们不说话，又笑了笑，说：“张先生不要紧张。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日本特务，你的事我会帮你的。”
张逸仙狐疑地问：“许校长，你真的肯帮我？”
许承武点点头，“我愿意帮助你们。”
杨省三在一旁试探地问：“这件事好办么？”
许承武满有把握地说：“这件事应该不难，我跟县公署的一个职员很熟，找他帮忙一定行的。”
张逸仙感激的说：“许校长，麻烦你了。”接着拿出一百元满币，“小小意思，你拿去打点打点。”说完将钞票放到桌上。
许承武立刻将钞票塞回张逸仙的手里，“张先生，你这是干么？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帮你的忙，怎么能收你的钱，赶快拿回去。”
张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小学校长。
2月初，许承武给张逸仙出具了“担保证明”，连同张逸仙家乡打来的电报一同报到县公署。很快张逸仙的“出国”申请就被批准了。当许承武将“出国证”亲手交给张逸仙时，张逸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关于许承武笔者作了考证，他1910年生于北京密云，毕业于肇东师范，长期在呼兰东沈家小学当校长，表面上和日伪来往很近，其实暗中做了不少保护抗日骨干的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于一位苏军情报员在东沈家躲藏过，呼兰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东沈家村，并将几门迫击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该村。关键时刻，许承武用流利的日语和日军中队长交涉，最终令日军撤军。解放后，尽管许承武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但始终未加重用，反而降至为小学教员，1978年病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承武的妻弟罗明哲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第一任教育局长。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营长，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省军区顾问。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张逸仙悄悄离开了战斗了近二十年的热土，踏上了归乡的征程。
第4节 杨奠坤：神秘的瓦尔德尔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第3战区部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展开。10月底，日军从国内和华北战场抽调至上海的兵力已达20万人。11月9日，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第3战区军队撤离防区，上海失陷。
12月5日，外滩公园内，走过来一位身穿风衣的年轻人，他手拿一份报纸，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会儿，一位身体魁梧的外国人走过来，两个相视一笑，握了握手，向公园深处走去。
原来，这是共产国际中国第二情报组的两位负责人——伊万诺夫和杨奠坤在接头。
杨奠坤有些焦急地说：“伊万诺夫同志，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南北交通中断，我与我的助手张逸仙失去了联络。”
伊万诺夫笑了笑说：“我们的联系怎么能中断呢？要知道这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小声地告诉杨奠坤：“聪明能干的古斯达夫装配了一部收发报机，我们已经恢复了同他们的联系。”
杨奠坤不由感到一阵欣慰。张逸仙果然不简单，在艰苦的条件下竟能自制电台恢复通讯。
杨奠坤问道：“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伊万诺夫说道：“发展组织，扩大侦察范围。”
杨奠坤从外滩公园回到自己的秘密住所，法租界环龙路117号的一幢小楼上。
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杨奠坤坐到桌前，拿出密写药水开始向关外的几处联络点书写秘密指令。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为什么习惯于拿枪的手却拿起了笔，为什么习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今却躲在这里书写情报？杨奠坤闭上了眼睛，仿佛这26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杨奠坤，1911年9月28日，出生在黑龙江阿城县农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1岁进本村私塾学习。1926年夏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逾二年，又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第一中学读高中。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满洲特委工作。1932年进入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委工作。1932年春，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任凭敌人如何逼问，也没泄露组织机密，关押两个星期后获释。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向他布置任务，希望他到吉林的磐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杨奠坤到磐石时，将中心县委的小武装“打狗队”加以改编，缴获了地主“大排队”的二十多支枪，将队伍发展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做了斧头镰刀的红旗，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并利用原有“反日会”农民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组织中朝农民联合反日斗争，队伍很快到二百多人，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他们惩办地主豪绅，没收地主的粮食，震动了整个磐石地区。
“工农反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磐石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人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负伤，无法行动，而部队又要转移行军，因此县委决定送他回哈尔滨养伤。而杨奠绅的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当时叫张贯一）到磐石来接替他。
杨奠坤在哈尔滨就认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任全满反日党团书记领导哈尔滨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杨奠坤和他同在满洲省委工作，彼此在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2年7月，杨奠坤回哈尔滨养伤，10月，准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代表的名义去磐石工作的杨靖宇来看望杨奠坤。
杨靖宇拉住杨奠绅的手说：“君武（杨奠坤当时的名字），你们在磐石搞的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个游击队，领头的叫杨矮子，副手是个朝鲜人，叫李红光。你们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杨奠坤从病床上坐起来，“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我考虑到了，”杨靖宇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杨靖宇又忽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你看怎么样？”
杨奠坤笑了。他改什么姓都无所谓，反正他的真实姓名叫马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