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 第14部分

　　皇太极比努尔哈赤高明之处，在于他既继承父汗的基业，又看到父汗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改革。

　　第一，固本维新。天聪汗政策的基本点是“固本”，就是巩固后金社会与军政制度的根本，同时又进行维新。有人可能会说，“维新”这个词是不是太现代了？皇太极那会儿怎么还能维新呢？其实，“维新”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变旧法而行新政的意思。皇太极的“固本维新”，既固本，又维新，维新为了固本，固本必须维新。

　　盛京皇宫大政殿





　　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措施，这里主要介绍他调整对汉人的政策——汉民、汉官、汉军、汉儒、汉制的“固本维新”之策。

　　汉民努尔哈赤时期对汉民有一系列错误政策。譬如将辽西的汉民一律迁到辽东，没有房子住，没有地可耕，没有耕牛用，没有粮食吃，怎么办？他采取一个措施，让辽西的汉民到辽东之后，和辽东汉人房同住，地同耕，牛同用，饭同吃。这不是社会秩序大乱吗？你住上三天两天还行，常年住下去怎么可以？还有一些汉民被编到满洲人的庄子里面去，受满洲贵族的奴役，成为“阿哈”，也就是农奴。

　　有些汉人不堪忍受这种奴役就逃跑了，但一旦被抓回来，就要杀头！而且周围的邻里还要连坐。这种残酷的统治，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相反，激起一些汉民更强烈的反抗，他们往井里投毒，在猪肉里放毒，袭击零散出来的满洲人。那个时候满汉矛盾十分尖锐。

　　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以范文程为例。“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入对时，“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议事，总是问：“范章京知否？”如有未当，说：“何不与范章京议？”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筷不食。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大政殿内宝座汉儒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人才济济，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皇太极重视人才是其取胜的一个法宝。

　　汉制皇太极对后金的政权架构，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这样，皇太极的新政纠正了他的父亲晚年犯下的错误，使得后金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固本维新的多项政策和措施，皇太极初步完成满洲从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





　　第二，断翼攻心。皇太极先断明朝的右翼朝鲜和左翼蒙古，再攻明朝的腹心——京师与中原。

　　断明右翼朝鲜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订下“兄弟之盟”。崇祯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不从的表现。十二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倧请降，奉清朝正朔，向清帝朝贡。于是，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用兵朝鲜，割断明朝的右翼，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断明左翼蒙古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其察哈尔部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其主要目标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经过征讨，察哈尔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出痘病死。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印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200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宝玺。后来宝玺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瑞”的宝玺，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自然大喜过望。他亲自拜天，并告祭太祖福陵。昔日为敌20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从而割断明朝的右翼，解除了进攻明朝的西顾之忧。

　　捣明心脏京师皇太极连遭宁远、宁锦之败后，不敢直接攻打袁崇焕守御的宁远城，也不敢进攻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而采取奇招：攻打明朝的政治心脏——北京。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地区，攻破大安口和龙井关，下遵化，过顺义，围攻北京城。皇太极的这一步棋，是明朝上下官员谁也没有想到的。袁崇焕虽然曾上疏说遵化防御薄弱，八旗军可能突入，但他没有想到皇太极会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北京。尔后，八旗军又四次破塞入内，掳掠中原。如，一次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到延庆，入居庸，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绕明都，蹂躏京畿。此役，清军阿济格奏报：凡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他们凯旋时，“艳服乘骑，奏乐凯归”，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以戏藐大明皇朝。另一次多尔衮率军入关，兵锋直到济南。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转战2000余里，攻克济南府城暨3州、55县，获人、畜46万。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原，陷落济南，皇太极之气魄、之胆识、之睿智、之谋略的确是雄奇的。

　　明朝左右两翼都被皇太极折断，其政治心脏又遭到皇太极的沉重打击。这里，我们对朱由检与皇太极两位皇帝加以比较。三、两帝比较

　　崇祯帝与天聪汗是在同一时代军事政治舞台上的两位主角，下面对这两位主角做一比较。

　　崇祯帝与天聪汗相同方面：

　　第一，幼年丧母（朱由检5岁丧母，皇太极12岁丧母）；

　　第二，同时在位（前后相差一年）；

　　第三，都在位17年；

　　第四，都怀有抱负（崇祯帝做“中兴祖业之梦”，天聪汗做“迁都北京之梦”）。

　　崇祯帝与天聪汗不同方面：
　　第一，论年龄：崇祯帝继位时18岁，尚未成熟；天聪汗继位时35岁，正当盛年。

　　第二，论阅历：崇祯帝生长在宫中，周围是宫女、太监；天聪汗成长在疆场，战马驰骋，拼命厮杀，经历人生最残酷的烤炼。

　　第三，论文化：崇祯帝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天聪汗通晓满文，且极力吸收汉文化。

　　第四，论登极：崇祯帝是兄终弟及，自然接替；天聪汗则兄弟争夺，优中选优。

　　第五，论体制：明朝官僚体制相互掣肘，彼此矛盾；后金军政一元化，大汗直接掌控。

　　第六，论将领：崇祯帝残杀忠臣良将，天聪汗珍惜爱将勇士。

　　第七，论谋略：崇祯帝之愚——变友为敌，天聪汗之聪——化敌为友。

　　第八，论朝廷：崇祯朝党争激烈，自我消耗，缺乏整体行动；天聪朝没有党争，决策迅速，执行果断。

　　最后，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明亡清兴。

　　袁崇焕就是在这样大背景下，走上督师蓟辽战场的。





　　第二十八讲

　　宁远兵变

　　袁崇焕重新得到朝廷信任，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此时他正当45岁盛年，可以说是走上了命运的一个高峰。平台奏对后，袁崇焕带着“五年复辽”的梦想，乘骑出关，豪情满怀，赋《再出关》诗云：

　　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

　　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

　　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

　　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袁督师充满信心、情绪乐观。然而，和一年以前袁崇焕离开宁远时相比，辽东局势更加严重，他一到山海关，便被迎头浇上一盆冷水——宁远发生兵变。一、官逼兵反

　　宁远对于袁崇焕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在这里先后取得过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可以说，宁远是袁崇焕崛起的地方。这里的军队本来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具有很强战斗力的，为什么竟然会发生兵变？宁远兵变是各方面矛盾逐渐积聚的结果，所以事情还要从头讲起。

　　在袁崇焕离开宁远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防务由王之臣负责。王之臣属阉党，他的经历前面曾经介绍过，他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三甲第一百一十一名进士，陕西潼关人。袁崇焕做辽东巡抚时，王之臣是辽东经略，二人因事不合，闹到朝廷。朝廷遂让袁崇焕负责关外，王之臣负责关内，不久又把王之臣调任兵部尚书，而以袁崇焕尽掌关内外事务。王之臣任兵部尚书时为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正是魏忠贤阉党猖獗之时。同年七月初二日，袁崇焕被批准回籍养病。初三日，兵部尚书王之臣便任蓟辽督师兼辽东巡抚，再次执掌辽东军政事务。不久，辽东巡抚改由毕自肃担任。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三月十一日，因为朝廷要重新起用袁崇焕，遂命王之臣回籍待用。四月初三日，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移驻山海关。

　　崇祯年造“神机营四营三司头队二号”铁炮

　　第二十八讲宁远兵变｜这个期间，辽东局势日趋恶化，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爆发兵变。兵变的具体原因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朝廷：天启帝病死，崇祯帝继位。崇祯帝为天启帝办完丧事后，紧接着又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上的变动：惩治阉党，重组内阁，六部换人，一时无暇顾及边事，辽东防务因此逐渐懈弛。

　　第二，督臣：王之臣督师蓟辽半年多，没有大的建树，基本上在维持。因为朝廷惩治阉党，人事变动很大，他也不安其位，更无心整饬辽东防务。

　　第三，巡抚：巡抚毕自肃，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这个人为官勤恳、廉洁，工作非常认真，曾经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中立有战功。在他任辽东巡抚这段时间里，朝廷因为财政拮据，对辽东军饷拖延不发。他向朝廷屡次催饷，没有结果，他自己手上也没有银子，干着急没办法。

　　第四，军纪：军队纪律，极度混乱。举一个例子。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初七日，宁远前屯大火，烧毁民居6300余间，烧死平民249人，火药器械，荡然一空。





　　第五，兵饷：辽军兵饷短缺。先是，天启后期，魏阉当权。“忠贤乱政，边饷多缺”（《明史？毕自严传》）。如崇祯元年（1628年），户部尚书毕自严奏称：岁入银326万两，实际收入不满200万两，边饷银327万两，入不敷出，赤字太大。再加上军官克扣，不发饷银，普通军兵，生计困难。拖欠守军四个月粮饷不发。

　　第六，官员：本来下级军官和士兵生计已经非常困难，如果中高级军官能同他们同甘共苦，大家也能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不至发生兵变。而事实却是，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毫不收敛，结果是雪上加霜。比如辽东推官苏涵淳、通判张世荣，一酷一贪，使得官兵激愤，蓄势待发。

　　以上矛盾，错综复杂，多因一果，最终于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宁远发生兵变。二、歃盟哗变

　　辽东宁远的士兵，过去取得过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在袁崇焕的指挥下，有着光荣的历史。但是，他们生计唯艰、饱受盘剥又奏告无门，忍无可忍，最终歃血会盟，激愤哗变。

　　宁远军队哗变，首先是由从四川、湖广调来的部队发起，以杨正朝、张思顺等为首。他们先秘密串联，再集中到广武营，会盟歃血，率先兵变。接着，事态不断扩大，影响迅速蔓延，其余十三营起而响应。哗变的官兵涌入巡抚衙门，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从衙门拉出来，加以捆绑，囚于谯楼。

　　谯楼，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城门上的瞭望楼（周祈《名义考》），另一说是“世之鼓楼曰谯楼”（曹昭《格古要论》卷五）。

　　就是说可能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捆绑在宁远城中心的鼓楼上，逼迫发饷，喊骂乱打。当时巡抚毕自肃银库里没有银子，一时难以筹措。哗变官兵，情绪激烈，局面失控，“捶楚交下”，手捶棍打。毕自肃满脸流血，伤势严重。衙署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

　　这时，兵备副使郭广赶来。他一边用身体护翼巡抚毕自肃，一边同哗变首领谈判——主要是保证尽快发放拖欠的兵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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