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下面就是梁余二人的对话：
梁：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
余：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剖肝录》）
白石“皇帝密旨”
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
祖大寿出走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奏报崇祯帝，并说：“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诏问之。”余大成受召，对崇祯帝说：“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崇祯帝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召祖大寿回来。但是，袁崇焕说：“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就是说自己现在既不是兵部尚书，也不是蓟辽督师，而是个罪人，没有权力下这个命令。余大成就劝他说：“公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以示意，公其图焉！”劝他以江山社稷为重，写信请祖大寿回来。在反复劝说下，袁崇焕考虑还是要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就亲笔写了一封信，劝祖大寿顾全大局，让他回来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言辞极其诚恳。
十二月十四日，兵部派人把这封信从狱中取出，孙承宗命由马世龙把信立即送给祖大寿。马世龙原来也是袁崇焕手下的一个总兵，和祖大寿有私交。马世龙带了少量人马赶往山海关，但此时祖大寿已回锦州。马世龙等又追到山海关外，出示袁崇焕手书。祖大寿下马捧信而泣，全体将士跟着都哭了。祖大寿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他80岁的老母果断地对他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劝大寿应该回去把后金军队打退，立功为督师赎罪，就可以救出督师。随后，祖大寿率领军队入关。后来，后金军队占领了关内四城，就是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孙承宗和祖大寿、马世龙等，率军队收复四城。可以看出，在关键时刻，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还是以江山社稷为重，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保卫京师。
皇太极得知明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便亲统大军回师城西南的芦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动永定门之战，这次战役的情况在上讲已说过，此不赘述。下面讲一下北京之战的重大影响。四、重大影响
第一，庙社震惊，根本动摇。后金不仅占领辽东，而且进入辽西；不仅肆行关外，而且攻打京师。北京因受到塞北少数民族武装攻打而进行的保卫战，共有两次：一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军攻打北京；紫禁城城墙
另一次在崇祯二年（1629年），女真—满洲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两次之间，三个甲子，整180年。这场战争，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阵亡或被俘）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的江山社稷受到巨大震动，国本受到动摇，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我残杀，自毁长城。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袁崇焕成了崇祯帝的一只替罪羔羊。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七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结束。国家兴旺，用忠臣、能臣；国家衰亡，用庸臣、佞臣。崇祯皇帝在关键时刻，杀忠臣，用佞臣。这表明大明皇朝气数将尽。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但是，明朝没有接受这个教训，没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所以，14年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城，明朝灭亡。
第四，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掳掠。占领永平的后金贝勒阿敏撤退时，进行屠城。总之，战争殃及地区，生民涂炭，百业凋零。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速明朝灭亡。
袁崇焕下狱后，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围绕袁崇焕案发生了不少政治斗争。特别是阉党余孽进行翻案，企图掌控内阁和六部。
第三十四讲
阉孽翻案
袁崇焕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平台落狱，到次年八月十六日惨遭磔刑，在这八个半月的时间里，明朝的形势在发生着变化。其外，明军结束了北京保卫战，又收复了关内被后金军占领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其内，朝廷上下，激烈纷争。正义之士、奸佞之臣、无耻小人、阉党余孽，围绕袁崇焕案，都在表现。一、阉党余孽谋翻逆案
围绕袁崇焕的斗争，远远超过案件的本身。袁崇焕的案子被置入阉党余孽翻案的阴谋之中。蓟辽督师袁崇焕虽不是东林党人，但已经成为他们所倚重的长城。这种关系，阉党余孽也是心知肚明。因此，阉党余孽、朝廷奸臣借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又以钱龙锡案来铁定袁崇焕案，并借此打击东林内阁，翻案夺权，重掌朝纲。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正面）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背面）
话还要从崇祯帝打击阉党说起。自崇祯帝严惩魏忠贤阉党后，“忠贤虽败，其党犹盛”，阉党余孽，遍布京城。遭到惩罚的阉党分子及其余孽们，对正直的朝臣，既恨之入骨，又日图报复。京师被难，崇焕下狱，正好给他们一个“欲以疆埸之事翻逆案”的机会，打击东林党人，以图东山再起。为此，他们以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
为什么阉党余孽要制造钱龙锡案呢？因为钱龙锡是首辅大学士，东林党魁，曾经协助崇祯帝处理魏忠贤阉党案，也给予袁崇焕很大的支持。袁崇焕落狱之后，钱龙锡自然成为阉党余孽攻讦东林党的首要目标。《东林始末》记载：“初定魏（忠贤）、崔（呈秀）逆案，辅臣钱龙锡主之。”阉党余孽借袁崇焕以打击钱龙锡，并由此打开缺口，网罗东林诸臣，以便借此翻案。
第三十四讲阉孽翻案｜阉党余孽同东林党人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内阁。崇祯元年（1628年）内阁成员主要有：周道登、李标、韩爌、钱龙锡。袁崇焕入狱时的内阁大学士，除韩爌晋太傅外，仅李标、钱龙锡、成基命和孙承宗四人，均为东林党人。六部尚书也多为东林党人或倾向东林党人。当时阉党余孽官职低、实力弱，声名狼藉、不得人心。
但是，阉党余孽紧紧地抓住崇祯帝，依靠崇祯帝，来打击东林党人。阉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体仁和周延儒。夏允彝《幸存录》说：“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编织时贤，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
那么，打击钱龙锡的理由是什么呢？阉党余孽给“钱龙锡案”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三：
其一，钱龙锡是袁崇焕通敌和祖大寿出走的挑唆者。袁崇焕下狱后的第五天，御史高捷即疏劾：钱龙锡与袁崇焕相倚，钱龙锡是袁崇焕“诡计阴谋发纵指示”者，是祖大寿敢于率兵出走“挑激之妙手”。钱龙锡一疏再疏，自行申辩：“崇焕初在城外，阁中传奉圣谕、往来书札，多从城头上下，崇焕既拿之后，孰敢私通？祖大寿两重严城，谁能飞越，施挑激之妙手？”由此可见，高捷这些话纯属不实之词，诬陷之言。不过，这种流言蜚语在那个特殊时期却具有相当的杀伤力，钱龙锡被迫引疾辞职。但阉党余孽并不会就此罢手，而要致钱龙锡于死地。
其二，钱龙锡应为袁崇焕斩帅、谋款（即与后金讲和）负责。锦衣卫掌印官刘侨以斩帅、主款二事审问袁崇焕。“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简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即袁崇焕把“斩帅”、“讲款”二事的责任全由自己承担，不牵涉大学士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看来，这一罪状证据也不足。
其三，接受袁崇焕的贿赂。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山东道御史史上疏，造谣说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数万两银子的贿赂。这条罪状可是要致人于死地！当年熊廷弼传首九边，其中一条就是熊廷弼贿赂别人，后来事实证明这纯属诬告。崇祯帝闻之大怒，令有关衙门五日内查明。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对群臣，宣布处死袁崇焕，同时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内使”牙牌（拓片）
九月初三日，事下中府九卿科道会议，与会者有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李腾芳、兵部尚书梁廷栋、刑部尚书胡应台、工部尚书曹珙及都察院等60余人。议定结果上疏崇祯帝：“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意不专在诛戮可知，则杀之自属崇焕过举。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虽不敢担承，而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埸（yì）安危，而不能抗疏发奸，何所逃罪。但人在八议，宽严当断之宸衷。”奏疏既肯定钱龙锡的责任，又对其进行开脱。
崇祯帝命人把钱龙锡从松江府华亭县家中逮捕，押到京师，下锦衣卫狱。有关衙门议定：钱龙锡在西市斩立决，连刑场都准备好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崇祯帝好像有所醒悟，突然降旨：钱龙锡“无逆谋，令长系”。“无逆谋”就是说钱龙锡叛逆没有证据，“令长系”即下令把他长期监禁起来。这样，钱龙锡才免于一死。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钱龙锡被遣戍浙江定海卫。
袁崇焕案牵出钱龙锡案，使东林党受到阉党余孽毁灭性的打击。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十二月，首辅大学士钱龙锡罢职；三年（1630年）正月，首辅大学士韩爌致仕；三月，大学士李标致仕；九月，首辅大学士成基命辞职。而在这个过程中，阉党余孽周延儒、温体仁等先后入阁，开始形成以周延儒、温体仁为首的反东林内阁。这标志着东林内阁垮台，奸党余孽重新掌控内阁和六部。从此，崇祯新政结束，中兴之梦破灭。
透过钱龙锡案可以看出，袁崇焕和钱龙锡都是党争的牺牲品。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党争中，崇祯帝站在了阉党余孽的立场上。阉党余孽如果没有崇祯帝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崭露头角，并成为小人的领军人物，这人就是温体仁。二、奸佞小人落井下石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朋友慷慨相助，小人则落井下石。袁崇焕原来是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很多人攀援他，待袁崇焕失势被逮下狱了，甚至被寸磔而死时，那些奸佞小人是什么态度呢？四个字：落井下石。温体仁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为东阁大学士。为人外曲内猛，机深刺骨。崇祯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温体仁与周延儒、王永光主持此事，将兴大狱。
温体仁与毛文龙同乡，因文龙之死深衔袁崇焕；又曾贿赂崔呈秀，诗颂魏忠贤，被御史毛九华弹劾。当时崇祯帝厌恶党争，“体仁揣帝意”，标榜自己为“孤臣”，这使他更加得宠。温体仁既受到崇祯帝的信任，又得到阉党余孽的支持，因此，“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他权欲熏心，亟谋入相，所忌惟大学士韩爌与钱龙锡二人。尔后，温体仁便藉袁崇焕事，挤去韩爌和钱龙锡而居其位。
在袁崇焕案中，温体仁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五次上疏，加以陷害。机深刺骨的温体仁，诬奏袁崇焕，“敌逼潞河，即密参崇焕”。潞河，即今北京通州。温体仁在给其幼弟的书信中就说：“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体仁五疏，请杀崇焕。”（《鸥陂渔话》）
第二，安排假证，进行诬陷。下面举两个例子。
（1）山西人张思栋暗执火片进仓，要烧仓库，说是袁崇焕家人周彪指使干的。此时，袁崇焕正在广渠门外指挥作战，哪会顾得上这些事情，纯属诬陷。
（2）以节钺（即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为诱饵，让辽将谢尚政揭发袁崇焕。谢尚政是袁崇焕的同乡，曾受到袁崇焕的关照、提拔和信用，但他见利忘义，为小人。
第三，对申辩者，进行打击。凡是为袁崇焕申辩的人，都遭到严惩。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被削官。布衣程更生被下狱论死。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方略，被罢官充军。
温体仁凭借阿谀逢迎崇祯帝，陷害忠良，不断钻营，由侍郎到尚书，入内阁。前面讲到的周延儒也是如此。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屈原《天问》里有一句话：“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就是说君子不得其死，小人也同归于尽，不得好报。周延儒后来自尽，死得很惨。温体仁的下场也不好。两人都被列入《明史？奸臣传》，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秋万代的唾骂。
阉党余孽图谋翻案，奸佞小人落井下石，正义之士在做什么呢？三、正义之士奔走鸣冤
袁崇焕入狱后，一些正直的人士为他奔走鸣冤。下面讲四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钱家修为袁崇焕鸣冤。
钱家修是兵科给事中（言官），上《白冤疏》说：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并说袁督师有六大冤屈：
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而堪此哉！今奇（原抱奇）等谓焕果有异心，则何不起于当年而在今日也？此焕之冤一。
锦州之捷，初袭锦衣，次荫中书，朝廷报功常典也，崇焕三辞始受，今奇等谓焕子弟冒滥黄盖五十余人，臣不知所滥何官、所冒何职？此焕之冤二。
都督毛文龙镇守朝鲜，耗兵亏饷，兼之私通出塞，阳修阴诱，罪本不赦。今奇等谓其忌功故杀，致外敌乘机内入。然当日毛文龙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杀文龙，以伺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焕之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