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艿荞撮H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不听忠谏，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第四，身体有病。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很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胖易懒，懒就更易胖，恶性循环，使他更加厌倦政事。但是，反过来说，万历皇帝虽然有病，却也没有病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比如说他的儿子福王，从洛阳派人到北京皇宫要钱、请赏等，早上报来，当晚就批复。这说明万历皇帝怠政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江山、社稷、国家、人民。
我上面说了这四个原因，形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万历皇帝怠政。那怠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三、怠政表现
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先说他的“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过去我说过，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没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没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来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明史？王元翰传》）
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他忙什么呢？概括来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第二，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第三，乱封滥赠。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第四，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第五，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第六，胡作非为。有的书说他爱“吸大烟”，有的书说他玩“娈（luán）童”。据说当时宫中有“十俊”，就是十个聪明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起卧”。
是不是有人提意见啊？有。有的官员上书提意见，万历皇帝回答六个字：杖六十，斥为民。这使我想起《尚书？五子之歌》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万历皇帝不是有一于此，而是有六于此。万历皇帝之所为，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那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黄宗羲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不正是万历皇帝的画像吗？因此，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沉重地说：“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叶向高传》）
万历帝怠政，使朝政出现危机。《明史？神宗本纪》论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么，万历的怠政，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将在下文细说。
第三讲
朝政危机
上文我讲了万历怠政，具体说就是万历皇帝的“六不做”和“六做”，接下来我们看看万历怠政的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一、中枢瘫痪
万历帝怠政造成严重的朝政危机，朝廷中枢濒于瘫痪。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上下解体；二是宦官肆虐；三是党争激烈。
第一，上下解体。明朝中央政府主要由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组成。万历帝长期“三不”——不朝、不见、不批，造成朝廷中枢机构近于瘫痪。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员的缺得不到补充。举一个例子：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宰辅只剩下首辅叶向高一人，而且他也没法工作，奏章上去就留中不发，许多问题处理不了。这位大学士、首辅索性在家里头称病，三个月闭门不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只有一位侍郎。都察院自都御史温纯罢去后，八年没有正官。因为刑部缺少处理刑法的官员，长期不能决案，积压案子数量多、时间长，引起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于是犯人家属，集体在长安门前哭诉（《明史？方从哲传》）。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帝都不批示。这工作可怎么做？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准备辞官回家，但还是等不到回音。赵焕“遂叩阙前，出城待命”，遥望等待，仍无结果。赵焕只好于第二年“拜疏自去”，就是上了一道辞官的奏章，离职而去。（《明史？神宗本纪》）。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运转不灵，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也无法开展工作。还是举赵焕为例子。赵焕自动辞职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为吏部无人负责，朝廷还是要他出来任职，这时已经77岁的赵焕只得复出。第二年，就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辽东告警，京师震惊，吏部尚书赵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xián）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就是说，78岁的吏部尚书赵焕，在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带领群臣跪伏在皇宫文华门外，坚请万历帝接见群臣，商讨守卫辽东的策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第二，宦官肆虐。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遂为明朝埋下后来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尤。我举一个例子。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
其实，认真说来，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
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
第三，党争激烈。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来，楚党、浙党（大学士沈一贯始）、齐党等相继而起，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后面将要讲到的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益稷》曰：“股肱堕哉，万事隳哉！”从朝廷上下解体，宦官肆虐，党争日烈可以看出，万历朝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可以说是中枢瘫痪，出现严重的朝政危机。不仅如此，万历朝中后期，政府财政状况，也是非常糟糕。
二、财政枯竭
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具体说来：
第一，军费浩大。三大征：平啺葜遥ǚ岩�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