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的技术测试，待命转运。4月中旬，周恩来在京主持会议，通过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并征得在京中央政治局人员同意。4月16日，周恩来电话通知国防科委：中央同意对卫星发射的安排，批准卫星和运载火箭转运，每天要及时报告情况。17日下午，卫星和运载火箭转运至发射场，开始进行发射前测试。测试中发现卫星超短波信标机主载波功率下降，谐波功率增大的问题，经校正和更换仪器后，获得解决。
4月23日，国防科委向周恩来呈送了批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批准我们根据气象条件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九时或二十五日上午五时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4月24日7时，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现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对发射中心，中央专委批准加注，实施发射。毛泽东接读周恩来的报告批示：“照办”。15时许，周恩来电话告罗舜初：毛泽东主席已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指挥调度电话迅速传达到各个岗位，使每一个参试人员都受到极大鼓舞。20时，控制室在对星、箭进行最后检查时，突然发现卫星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后，同意推迟发射，并强调必须把应答机故障认真解决好。发射人员沉着冷静地进行检查分析，很快找到了故障点，并加以排除。21时16分，周恩来获悉应答机故障已妥善解决时，满意地指出：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要沉着，要谨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更加坚定了参试人员的信心。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吐着烈焰，直上云天。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接着，湘西站、海南站将接收录制的《东方红》音乐信号磁带，专机送往北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23时20分，周恩来审批完国防科委送来的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乘专机飞往广州，参加第二天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参见《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437页。
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运行期间获取的大量技术数据，为以后卫星的研制、发射、跟踪、测量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它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新起点。为了这个新起点的到来，周恩来和广大科技人员一起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我国第二颗卫星——实践1号卫星，是在东方红1号卫星的基础上研制的一颗科学考察卫星。这颗卫星在1970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准备，因总装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决定停止启运，要国防科委再次进行测试，排除各种障碍后才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到场后，经过现场测试，又经过将卫星送到发射场竖起测试，报告已能保证发射。3月1日夜，周恩来召集专委会由回京的李福泽、钱学森及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共17人作了一次汇报，又看了卫星换形实体。大家认为与第一颗卫星准备情况差不多，最后同意李福泽、钱学森等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视气象许可条件在检查后进行加注液体燃料。3月2日晚，李福泽、钱学森等乘飞机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根据气象预报和检查结果，决定3月3日6时起加注，20时发射。3月3日11时35分，周恩来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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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国不能缺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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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20时零3分，实践1号卫星上天，20时12分进入预定的椭圆轨道。但卫星入轨后，全国各地的遥测站均未收到用太阳能电池打回的小遥测信号，用化学电池打回的大遥测信号也很微弱。为此，周恩来于3月5日7时致信毛泽东，分析了原因，并提出暂不发表消息。3月5日下午至3月8日下午，周恩来访问河内。回北京后，他一直关注着小遥测信号能否出现。3月11日，当实践1号卫星围绕地球运行第101圈后，全国各遥测接收站均收到很强的两种遥测信号。原来是卫星和第三级火箭在解锁螺栓起爆后，没能立即分离，遥测天线未能伸展，待星、箭分离，天线展开后，信号恢复正常。3月16日10时，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等，指出：“这颗卫星不仅大于第一颗，而且测试项目标和主要任务多已达到了，故经与国防科委商量，政治局同志会谈时也都主张发表。”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新闻公报。
实践1号卫星设计寿命为一年，实际上在空间运行了八年多。其间，太阳能电源系统、热控系统以及长期遥测系统的性能一直保持良好，经受住了长期空间环境的考验，为中国发展长寿命应用卫星提供了依据。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返回式遥感卫星，并于当月29日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这使中国继美国、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此后，我国又多次发射成功返回式遥感卫星，获取的大量资料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周恩来生前还高度重视发展中国的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
中国历来是气象灾害多而又严重的国家，发展气象卫星，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指示，在我们的卫星没有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国外卫星传递的气象情报，而且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1972年7月30日，他询问：“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2页。在周恩来关心下，1969年底我国提出了研制风云1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的任务。到1988年9月7日，这一气象卫星由长征4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对卫星通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工作。1974年4月，邮电部黄种玉、林克平、钟义信写信给周总理，建设由国家统一组织卫星通信工程。5月19日，周恩来批转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阅读来信，并指示：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多次组织七机部、四机部、邮电部、通信兵部、广播事业局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于1975年2月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1984年1月29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84年4月8日，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通信静止卫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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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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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悲观地预测，地球上宝贵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不能再生的能源，有可能在几十年到一二百年内被人类耗费殆尽。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尚待考究，但能源逐年衰竭的现实是人所共知的。有没有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有！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之一。
周恩来在运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自一开始就指出：“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之后，发展核动力成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核潜艇的研制进程加快了。另一方面，周恩来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
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键项目。我国在核动力装置上艇之前，建造了陆上模拟潜艇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简称陆上模式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恩来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讨论了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会上，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他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会议决定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启动运行试验期间，周恩来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10页。参试人员在15昼夜艰苦、紧张的试验中，对反应堆各系统进行了调试，并对堆物理、热工、水力、化学、屏蔽、剂量、应力、振动、噪音等131个项目进行了测试，取得了全部数据，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周恩来先后三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这就是著名的“728”指示，秦山核电站工程也因此以“728”为代号。1970年7月，在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底层小会议室听取了上海“728”工程汇报。当时北京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恩来请国防科委、二机部、清华大学和上海的有关专家参加花两天时间论证一下。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他解释道：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适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将来搞起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728”工程的汇报。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氛围中，核电建设空想一步登天，因此提出搞熔盐堆核电站。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燃化的氟盐混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理论证明它生产过程中能实现燃料增殖，节省昂贵的燃料元件的制造经费。然而这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在实践中还无法应用。当汇报人谈到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周恩来以极其冷静的头脑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了。要实事求是。”“搞科研是相当复杂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催，没有把握不要轻易上。”会后，经过专家们两年的调查论证，核电站的堆型改为适用、可靠、安全的压水堆，功率也由2。5万千瓦改为30万千瓦。葛洪升：《浙江电力建设的奠基人》，《周恩来与浙江》第18、 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审查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他跟叶剑英元帅一起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周恩来要求核电站建设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指派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他一再叮嘱：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必须长远考虑，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要想到21、 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在秦山拉开帷幕；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实现了周恩来发展核电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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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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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自从1962年，刘少奇同志提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核武器试验，至他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总理主持或参加了大大小小约500次有关会议。500次！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次都留下一个故事！第一流的故事。”
60多次与500次，二者并无矛盾之处。60多次，是指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500次是指周恩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两个数字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一月八，眼泪难擦”。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国的科学家们，邓稼先、王淦昌、姜圣阶、钱学森这些“两弹一星”的大师们，无不从心里千百次地呼喊着“周总理”！
那一天，邓稼先为奔赴现场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正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当他从车厢播音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讣告，一下子痛哭失声。他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邓稼先想到了初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在一次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总理笑了，和蔼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每次到周总理那里去汇报，夜深了，总理总是让人端碗东西出来，或者是一碗面条，或者是一盘包子。有一次是一盘小笼包子。邓稼先一口一个，很快就把自己面前的那盘吃光了。周总理见了，赶忙把他面前的那盘推过来请邓稼先吃。每次汇报中，周总理给邓稼先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许多按常情周总理不熟悉的问题他也很在行。对这个发现邓稼先曾仔细想过，邓认为是处事认真和谨慎从事使得周总理的知识面特别宽。周总理无形中在这方面对邓稼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1971年夏天与他阔别了22年的老朋友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访问，周总理召他回北京见客。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之前曾问邓稼先：“是不是美国人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你先上飞机，我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邓稼先向上级汇报，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地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听后非常激动，当即按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封短信给杨振宁。杨振宁接到这封信时正坐在上海市革委会举办的欢迎宴会的主宾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