龀О佳蛋嘣谀冢芄膊�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炼油厂。他还亲自向大庆炼油厂介绍了这家炼油厂的情况。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对中法经济水平进行了比较。他说：“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少得多。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接近三千到四千美元。”“我们是三百美元多点，你们十倍于我们。”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在对外贸易的计算中，周恩来十分重视比较利益。粮食不同品种的以出养进是其例证之一。
60年代初，经过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要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1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两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国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年10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
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年至1976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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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乘除戳破高产“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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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在三大改造高潮之下，有些领导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指标，企图把在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内做完。周恩来通过算账，对冒进带来的失误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努力予以纠正。6月5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将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出1956年预算报告的问题。他说：“三月份通过的预算数字，现在又有出入，动用结余增加到九亿元，数字太大了。”“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0、261页。11月9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通过算账，得出结论：“一九五六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表面看来，预算收入三百零七亿元、支出三百零七亿元是平衡的”，“而实际上赤字有二十至三十亿元。”同上书，第332、 333页。这是由于动用了上年的结余，而实际上上年的结余已经贷出去了，一笔农业贷款有19。7亿元收不回来，预算上没有，而银行已贷出去了。
“大跃进”中，周恩来对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仅不相信，而且提出了批评。1958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为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1959年6月8日，周恩来在石家庄视察时指出，统计局有人说：“算账派不能当政，当政的不会算账”，这对我们是个生动的讽刺。他认为对生产计划估得过高也是由于不会算账，而去年《人民日报》介绍河南鲁山和广西陆寨的高产卫星，有些是违背了生产常识。
1959年原来计划煤炭搞到38000万吨。6月17日，周恩来算了一笔账，他说：今年1月到5月实际生产15000万吨，这的确不少。如仍按这样的速度，不再增加，到年底可以达到36000万吨。如果稍增加一点，达到38000万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实际考察，认真算一算则不可能达到。第一，今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开采，没有同时掘进，生产准备工作不足，原有的老本到年底就要吃光。坑道防护工作也未跟上，危险性大，这样继续下去怎么行呢！第二，维护器材供应不足，上半年为了争取产量，就一个劲生产，什么也顾不上。设备超过了使用年限就很危险，会出事故，而且已经出了事故。第三，新矿井所需的许多设备不能按时供应，到时不能投入生产，产量就达不到这样多。第四，坑木需要的数量增加很多，供应不上。第五，运输能力跟不上，如生产38000万吨煤，要经过铁路运输的就有22000万吨，占铁路总运量的40％，这样怎么行呢！其余的煤炭则是通过河流、公路来运输，这方面的运输也是很紧张的。
对于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账，用具体数字证明其加剧了粮食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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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表”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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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发生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很多城市只有几天的库存，粮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为了解决粮荒，周恩来一方面仔细统筹安排，由中国银行支付一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一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
1960年底，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到了天津。1961年，我国要进口500万吨粮食。怎样才能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并将其顺利运回国内？周恩来决定派随同他访缅的雷任民从缅甸直接去香港，了解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行情，搞清3个问题：其一，能否买到粮食；其二，能否找到运粮的商船队和能否运走（在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担心海上有挟持）；其三，中国银行的外汇能否周转，有没有能力买这么多粮食。
雷任民带着这三个问题去了香港，经过调查摸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第一，国际市场上粮食货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粮食急于要卖；第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粮食没有什么风险，还可以采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轮运输的方法；第三，中国银行支付这么大一笔外汇确有一些困难，但经过仔细的统筹安排还是可以周转的。
周恩来掌握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决定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买进粮食，缓和了国内粮食紧张的形势。
此后，我国连续几年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这批粮食虽然占我国粮食总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国的粮食调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其二，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其三，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其四，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来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当时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的杰出才能和智慧。
当时，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又由于清晰、明了，后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1962年1月6日至2月6日，周恩来先后12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账，指出，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差100亿斤左右。3月至4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问题。5月底至6月下旬，他到东北三省调查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解决粮食调剂问题。这年从黑龙江省调出粮食30亿斤，是周恩来摸情况、细算账提出来的。黑龙江省领导顾全大局，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坚决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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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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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着，陆红因为感到事关急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陆红在抄电文时，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到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项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作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戎子和：《周总理是怎样抓财政工作的》，《我们的周总理》第299页。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年4月3日，周恩来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账”，不重视算“经济账”，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52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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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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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工作就一直是记载在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一个中心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为了使今后的建设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经济恢复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周恩来把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上。
1952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