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后，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
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在列宁格勒防御战中，他曾率部以强有力的反突击，迫使德军在卢加河畔转入防御达1个月之久。1942年12月15日，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奉命指挥了打破德军封锁的行动，在拉多加湖的冰面开辟了军用汽车路—“生命之路”。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象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参与制定和实施了解放克里米亚的作战计划，彻底歼灭了克里米亚的敌集团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因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于1958年被打为“反党集团”，1961年苏共22大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赫鲁晓夫集团倒台后恢复名誉，于1966年苏共23大时人选中央委员；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
所获荣誉
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20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同名系列坦克
“Ｋ？伏罗希洛夫”坦克，由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女婿——设计师科琴领导研制。以１９３７年制造的ＳＭＫ双炮塔样车为基础在１９３９年制造出ＫＶ双炮塔重型坦克，原本使用弹簧悬挂但后来改为扭杆悬挂，在１９３９年入侵芬兰时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
１９４０年ＫＶ－１坦克投产，它只有１个炮塔，部分车辆加装了螺栓固定的附加装甲。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至１９４３年底ＫＶ型都是苏联重型坦克编队的中坚。在发展到ＫＶ－９后，出现了全新的ＫＶ－８５，它是Ｔ－３４／８５（炮塔部分）和ＪＳ系列的概念车。
ＫＶ系列虽然装甲厚实但机动性和火炮威力都不理想。
KV…1重型坦克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研制的，主要用于对付当时德军PzKpfwIII和PzKpfwIV中型坦克。1939年2月开始研制，同年4月，苏联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该坦克的样车定型。1940年2月，位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开始生产，当年生产了243辆。到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共生产了636辆。1941年9月，迫于前线形势，基洛夫工厂迁往位于乌拉尔山脉的车里雅宾斯克，与当地的拖拉机厂等工厂合并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坦克制造厂，人们称为坦克城。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坦克城一共生产了13500辆KV系列坦克和自行火炮。以KV…1坦克为基础研制出多种改进型坦克，尤其是其中的KV…85重型坦克和KV…2型122mm自行火炮很出名。KV系列重型坦克是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重要装备，该坦克曾参加对芬兰和德国的作战，1940年，苏军一个装备KV…1坦克的坦克排参加了突破芬兰主要阵地的战斗，在战斗中，没有一辆KV…1坦克被击穿。苏德战争初期，在苏军和德军的交战中，KV系列重型坦克对阻止德军的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系列坦克机动性较差，火炮威力也显得不足，在二战后期终于被IS系列重型坦克所取代。
伏罗希洛夫访华
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一员，除负责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同时，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邀请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感谢对他的邀请，并表示准备在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华。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尤金。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也一同来华。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中方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到南苑机场迎接。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致欢迎词中，称伏罗希洛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 ，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蓬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伏罗希洛夫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近距离地、几乎面对面地向他热烈欢呼，他又高兴又有些紧张，不安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谈笑自如地说：“‘即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过了好一段时间，车队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随后，伏罗希洛夫及其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则被安排在东郊民巷宾馆。
为了准备迎接伏罗希洛夫访华，我们中办翻译组经请示中办主任杨尚昆同意，请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担任主要翻译。李越然精通俄语，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是新中国首批俄语翻译中的佼佼者。他原来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后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伏罗希洛夫在华的各项活动，都由李越然担任翻译。我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并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给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中办翻译组的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罗希洛夫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了为他举行的所有活动；在东北，朱德、贺龙、罗瑞卿专程陪同他参观访问；刘少奇陪同他访问了上海，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周恩来专程到杭州陪同他访问参观；贺龙陪同他飞往广州、武汉访问；彭真专程到广州迎接他，然后陪同他访问武汉后回到北京。伏罗希洛夫每到一地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的深入人心的画卷。对中方高规格的热情周到细致的接待，伏罗希洛夫多次表示非常满意。然而，这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不只一次地抱怨，他访问中国时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他甚至武断地说，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是故意要贬低他赫鲁晓夫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陪同伏罗希洛夫访华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伏罗希洛夫访华只是礼节性的访问，苏共领导人没有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什么实质问题。据我们回忆，在伏罗希洛夫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或接触中，确实没有涉及什么官方的正式的话题。但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交谈中仍然流露出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关切和隐忧。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服苏联客人。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伏罗希洛夫在华主要活动
1957年4月16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对，不能不崇拜”。
4月18日，首都10万群众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客人。毛泽东等从中南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前往先农坛体育场，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体育场门前迎接。在欢迎大会上，伏罗希洛夫看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不时放下准备好的发言稿，即席讲了许多热情友好的话，引起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4月18日，伏罗希洛夫一行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前面提到，伏罗希洛夫到北京后，他和身边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一直住在中南海勤政殿。空闲时间，伏罗希洛夫很喜欢在中南海沿着岸边散步。在他要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当天，他走进了中央警卫团宿舍区，与战士们攀谈，问他们每天都吃些什么饭菜，每天几个小时操练，每人每天几个小时站岗，等等。随后他又走进家属居住区，一个妇女抱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引起了他的兴趣。当他得知这是一对孪生兄弟时，他把两个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在他回国前，他还送给这对孪生兄弟一些纪念品。
伏罗希洛夫一行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首站是东北。他在朱德、贺龙、罗瑞卿等陪同下，先后访问了沈阳、鞍山、大连等地。在鞍山参观了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
4月22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在天津作短暂停留后抵达上海。前来迎接的有专程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以及宋庆龄和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第二天，上海市举行有2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伏罗希洛夫到上海访问。曹荻秋副市长为伏罗希洛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24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到宋庆龄寓所拜访了宋庆龄，双方回顾和畅谈了苏联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援助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4月25日上午，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杭州。提前两天抵达杭州的周恩来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到机场迎接。下午，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游览了西湖，参观了都锦生丝织厂。
4月26日，伏罗希洛夫参观了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和屏风山工人疗养院。这里湖光山色，风景秀丽。伏罗希洛夫坚持要到农民家里走一走，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论在农民家里，还是在田间地头，伏罗希洛夫都像老朋友一样同农民交谈，询问他们的收入、饮食和生产劳动情况，等等。晚上，在周恩来和浙江省、杭州市领导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观看了上海越剧团演出的神话剧《追鱼》。由于中苏两国文化的差异，任凭翻译怎样介绍剧情，苏联客人仍然不能理解，在演出当中不少人总打瞌睡。第二天，又请苏联客人观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