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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第二次重申了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于在发出这份电报前，蒋介石已得到了联络参谋的报告，了解到毛泽东无意赴重庆。于是他一反常态，在电文中邀请得更为热烈。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磋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诸为感。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以体恤人民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相标榜，而弦外之音却是在攻击毛泽东不考虑国人疾苦，不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肯接受邀请来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和平攻势，毛泽东冷静地考虑了两天，决定以慢制快先取缓兵之策。8 月22日，向重庆发出第二封复电，电文指出：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1945年8 月22日。
在这封复电中他对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卖什么药，然后再就他本人是否去重庆作出决定。
蒋介石自接连发出两电之后，也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表态，根据他安插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密报，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未必会答应来重庆，毛泽东一贯谨慎，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他从未离开过延安，眼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毛泽东更不可能来重庆了。为此，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判定，毛泽东根本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走上门来的。于是他借题发挥，决定穷追不舍，进一步发动和平攻势，“将邀请毛泽东赴渝的调子再唱高一些。8 月23日，蒋介石发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三封邀请电，该电指出：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1945年8 月23日对于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的判断是：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刚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和平的到来，以便重建家园。在国际上，各战胜国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接二连三地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和平谈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精锐部队美械军师或半美械军师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尚需时间。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的美国盟友杜鲁门总统曾再清楚不过地作了说明，他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其实质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为尽快恢复对全国的专制统治，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实现这一梦想。抗战中，蒋介石保存了440 万军队，得到了美国16个亿以上美元的援助，接受了百万侵华日军的装备。收编了六七十万伪军，而且在政治上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蒋自以为可以通过内战，一举荡平中共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抢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桃子”‘，加上美国和苏联的承诺，这就使之觉得共产党无论如何无法同他比试，他可以在3 －6 个月内轻而易举地解决共产党问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国民党内部反蒋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蒋介石的内战兵力远在大西南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蒋介石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蒋介石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中共。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共产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蒋介石自信毛泽东本人是不敢冒险赴渝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中共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中共赴渝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3．美国“一边倒”的对华政策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具体地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何种政策，这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产生至关紧要的影响。
二次大战的硝烟散尽，中国局势却一直剑拔夸张。
自1945年4 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后，在最高法院院长主持下，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和担心他能否继承罗斯福的伟大事业。然而，他与前总统罗斯福相差太大了。他的经历，甚至连相貌都使人感到失望。
杜鲁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讲起话来既像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炮兵队里的炮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饰商店的小伙计。
但是，富有自知之明的杜鲁门懂得如何使用职权，知道为什么有的总统会成为坚强有力的首脑，而有的却软弱无能。7 月初。他乘坐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赴欧洲，与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已经投降了的德国波茨坦会晤。
在会面中，身高只有5 英尺10英寸的杜鲁门发现邱吉尔和斯大林两位巨人都比他矮，照相时他俩都喜欢站在高一级台阶上同他一起合影。杜鲁门大为诧异，他似乎因此增强了自信心。在波茨坦期间，杜鲁门获悉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向日本投放，以促使这个该死的东亚帝国早日投降。在横渡大西洋回国途中，他得到报告：8 月5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造成了巨大破坏；四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果然，8 月14日，日本投降了。更令人瞩目的是，二战后，杜鲁门使美国经济平稳地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并没有因战争影响而造成经济萧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大战的结束，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到战后的世界上来。
此时的杜鲁门不停地注视着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猖撅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和势力没落了，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全球性政治格局里，美国从战前有实力而无名分转为战后的既有名分又有实力的霸主地位，它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庞大国家无论在欧洲或者是在亚洲都形成了两大国际势力的对峙局面。
在中国这块最关键而又最敏感的土地上，内战正迫在眉睫。复杂的是，经过二次大战，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增长，社会主义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中国内战的结局不仅有一个政治领导权转移的问题，而且有一个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交替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地区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是关系到其战后在亚洲确立霸主地位的大问题，杜鲁门当然不会掉以轻心。然而，如果由美国明目张胆地卷入中国内战，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事。同时二战刚结束，立即武力干涉别国，也与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不合。因此，如果直接出兵中国，美国会在国内外遇到太多的麻烦，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眼睁睁看着这位昔日的盟友由于专制而被共产党和人民一步步推倒垮台，那也是杜鲁门所不愿看到的。此时的杜鲁门一直在搜索枯肠，思考着如何在中国实现一个“伟大的美国梦想”。
杜鲁门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其历史知识并不缺乏。他记住了先贤们的“中国梦”。自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先进的文明”的星条旗，踏上了向西扩张的征途；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了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在无力参与瓜分的条件下，从列强向中国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俄和日本携手排挤出中国东北大门之外。到了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更是把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搅得七零八落。此后，美国的绥靖幻想，又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达10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庄严地对这个弹丸小国宣战了，并大幅度地调整了远东政策，决心最终打败日本，取得对远东的支配权，以保证美国在这里的繁荣发展的前景。
杜鲁门一直牢记着他的前任罗斯福的对华策略。罗斯福在致力于粉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一方面时刻警惕苏联势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一样的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忧心忡忡。
这是当时美国处理亚洲事务中的两大难题。
1943年罗斯福把先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发展为“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新对华政策，以便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这一决策既然定下来了，罗斯福便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形象。1942年1 月，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不断向苏联外长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使中国政府得以在四国宣言中签名。11月下旬，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又接待了“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自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
问题在于，当罗斯福头脑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幻想时，美国正面对着蒋介石统治中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问题。就在罗斯福拼命树立蒋介石国际地位时，中国的国内国共两大党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蒋介石政权由于腐败无能及其专制独裁，也正面临极度困难。然而，由于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使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可供选择的余地。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却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则控制着许多地区并集合着一批愿意抗日的爱国者。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自1944年10月，美国政府召回了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时又对中共延安政权寄予较大希望的美国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印缅美国空军总司令、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史迪威上将，而改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赴华后，情况又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在罗斯福眼中，赫尔利是忠实于他的好老头。1944年9 月，罗任命赫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不久又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全权代表总统推动上述对华政策。
可惜的是，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的调整后的对华政策时，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罗斯福，他过多地偏向了蒋介石，赫氏一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对蒋介石表示，总统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和拥护您做中国的领袖”。随后，一方面推动国共接触，企图找到一个“以中共交出军队”为条件，给其。“合法”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向国民党以外的军事集团提供美援，赫尔利的赴华，使美国在华的主要工作目标，变得遥遥无期了。
赫尔利在1944年12月24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提到自己来华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赫尔利的赴华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了。此种人事更迭，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积极加强中国抗战力量而转变为扶蒋反共政策，或者用一些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扶蒋抑共政策。
赫尔利于1945年4 月2 日还发表声明明确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美国所持的这一对华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加剧。
日本的如此迅速投降，美国人也根本没有料及。面对突如其来的战后中国局势，对杜鲁门是一个措手不及。而赫尔利则采取“授蒋内战”的政策，认为大力加强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才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避免内战。中共会因为蒋介石力量的增强而避免与国民党打仗。显然，赫尔利的举动与美国对华的主要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
1945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宣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其种种问题，鼓励并协助其发展为统一、强大、合作与民主之国家。
11月19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社论，内称：“美国应全力支持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