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军长兼师长、东征军第10路军总指挥、第9 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后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曾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谈判，素有“和平将军”美誉，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其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党派争端。至于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又为何要亲自飞往延安，也是有原因的。赫氏此人此行主要是想以此来表示美国官方对中国和平和统一的关注程度，是为了促使毛泽东尽快赴重庆，同时也是消除中共对毛本人安全的担忧。
8 月26日，当毛泽东准备赴渝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被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得知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便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指出：“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顶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这些电报后，周恩来还告知毛泽东，不仅党的高级干部对赴渝和谈感到担心，就连延安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块巨石一般，感到万分的沉重。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宅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让蒋介石有来有去。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蒋介石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主席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
听到这段议论后，毛泽东说，我们赴渝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当听到周恩来提起一位从井冈山开始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江西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泽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反映后，毛泽东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指出：“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这一天，中共中央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25日整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心。毛泽东说：“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他还说：“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也有充分的考虑，他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于当天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以统一全党对国共重庆谈判的认识。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党内通知。它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解放区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
出自毛泽东亲笔的党内通知，已将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表述得很清楚了。一此后，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商量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毛泽东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应当说，为了更好地贯彻战后中共争取和平的方针是促使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最重要的原因。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8 月27日，蒋介石派出张治中作代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飞往延安，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渝。临行前，赫尔利还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甚多，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依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1945年8 月27日对于赫尔利的声明和其本人的即将来到，毛泽东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还在两个月前，就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里说过，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8 月27日，赫尔利＿张治中乘座的用于接送毛泽东去重庆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张治中和赫尔利旋即被接往延安的中共中央交际处休息。
这个惊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全城。
由于延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尚不知道中共中央在昨日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都在纷纷猜测着，这个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的上将又来延安干什么？
其间，大部分共产党干部都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将与蒋介石谈判的文件传达。但许多人的脑筋一时仍转不过弯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蒋介石的和谈诚意到底有多少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的安全更是让人担忧的问题。历史证明，蒋介石曾经采取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其政敌，并且每每得手。显然，毛泽东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有胆有识，不畏艰险，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危险是有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共自己力量的空前壮大，人民已空前的觉醒，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国，蒋介石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加害于他。
临行前，仍有一些军队高级将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们问毛泽东：“‘你去重庆后，如果国民党来进攻，我们怎么办？”他们担心，如果打起来，蒋介石可能以此作为加害毛泽东的借口。
“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毛泽东回答得十分明确和干脆，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虚弱本性。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在整个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安排。他很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一点不敢在安全问题上造次。由于国民党内部特务系统庞杂，另外极端反共者大有人在，蒋介石也十分害怕这些人会擅自行动，弄出些乱子来，于是还精心挑选了一些忠实可靠的卫士，组成“警卫班”，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蒋介石甚至命令这些负责警戒的人员说，“不管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要紧”。据说，蒋介石还曾专门找过戴笠等特务头目，指示其一定要约束属下，千万不可乱来，以免坏大事。
8 月28日清晨，是毛泽东亲赴重庆的日子。延安的清凉山机场上已聚集了数千干部和群众，准备为毛泽东等人送行。
当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走近飞机时，没有演讲，没有喧闹声。据一位当年的送行者描述：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影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光荣。
与毛泽东的从容、自信和胸有成竹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蒋介石的慌乱、后悔和忧心忡忡。
蒋介石压根儿想不到毛泽东真的会送上门来，故三发邀请电，大力发动“和平”攻势，欲置毛泽东于被动境地。然而谁知弄巧成拙，此计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真的来了，而且赢得了国际国内一片颂扬，声名鼎沸。这使得蒋介石有苦难言，不得不硬着头皮安排应酬。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和缩小毛泽东此行的重大政治影响，蒋介石采用了尽量压低接待规格的手段，对毛泽东一行抵渝的时间竭力封锁，严格控制机场迎接人数。他还向国民党宣传媒体发出指令，要他们对“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于是，在这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重庆的新闻界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各报各刊对于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和谈的特大新闻大加报道，又发消息，又登社论，气氛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东道之主的国民党中央喉舌的《中央日报》仅以寥寥数十个字的新闻稿报道毛泽东赴渝的消息，压低报道规格，气氛冷清。“历史不会倒转，蒋介石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不论他如何冷淡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却是阻挡不住的。随着毛泽东飞抵山城，中国的历史无疑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 历史性的言和
6．最高级别的谈判
毛泽东这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能与蒋介石对手达18年之久，而不曾低头和输过的中共领袖终于亲飞重庆了。1945年8 月28日下午3 时许，一架三引擎巨型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0 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走下飞机。到机场迎候毛泽东一行的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正副秘书长邵力子、雷震，各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此外还有各界群众代表和中外记者。尽管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但毛泽东一行的抵渝，无疑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事。
《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网记述了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 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一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毛泽东准备的书面讲话是由周恩来代发的。在书面谈话里毛泽东宣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车辆将毛泽东等送往“和平将军”张治中官邸桂园。
毛泽东在此稍事休息，即会见当时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人士身份居住重庆的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并赴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即尽地主之谊于当晚8 时在自己的山洞住处——林园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毛周等一行。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邀请，当晚在林园下榻。
在重庆谈判，毛泽东除刚到和临别时有3 日是住在林国外，其余时间全部住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住在一块。张治中为方便毛泽东会客，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作为毛在城里会客、工作和休息之所。但毛无论再忙，晚上仍回红岩村过夜。
毛泽东亲赴重庆，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大公报》8 月29日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外国记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此行是世界大事件。
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拉开了帷幕。8 月29日上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国同张治中具体协商和安排，毛泽东于当日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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